携程正处于多事之秋。

　　今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立案调查。消息公布后，携程股价累计跌幅超30%，最新市值跌至2586.96亿港元。

　　一周前，携程发布2025年全年财报。数字本身依然亮眼：全年净利润334亿元，毛利率高达80%。但这一次，舆论的关注点不再是增长，而是暴利——以及暴利背后的争议。

　　携程财报

　　反垄断调查，将携程与商家的矛盾推向台前。过去两年，酒旅行业普遍生存艰难，而平台却在高歌猛进。质疑声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携程的高毛利，是否建立在挤压上游商家的基础上？

　　当产业链的利润不断向平台聚拢，而上下游的参与者都在艰难度日时，这个“中间商”攫取的高额利润，就成了争议本身。

　　对于携程而言，反垄断带来的不仅是舆论质疑，更可能是业务模式的实质性调整。

　　财报发布同日，携程宣布人事变动：联合创始人范敏辞任董事兼总裁，季琦辞任董事；同时任命吴亦泓、萧杨为新任独立董事。

　　这场人事更迭，或许正是携程直面反垄断影响、启动自我调整的第一个信号。

　　携程财报的A面：凭什么“大赚”？

　　2025年，携程交出了一份让互联网同行眼红的成绩单。

　　财报显示，2025年全年，携程净营业收入624亿元，同比增长17%；净利润334亿元，同比增长94%。

　　334亿的净利润，在财报发布后的一周内，迅速引爆舆论。但需要拆开来看——财报解释称，净利润暴增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获利199亿元（主要来自出售印度在线旅游平台MakeMyTrip的部分股权）。

　　如果剔除这笔收入，更能反映主营业务的营业利润为157.7亿元，同比增长11.2%。

　　简单来说，即便去掉这199亿，携程依然是一家非常赚钱的企业。

　　把时间线拉长，携程的盈利能力并非2025年才爆发，而是长期在高位运行。2023年和2024年，其净利润分别为99亿元、172亿元。

　　钱从哪来？

　　携程的收入由四块构成：住宿预订（42%）、交通票务（36%）、旅游度假（7%）、商旅管理（5%）。两大支柱占总收入的78%。

　　它的经营模式是经典的“机票拉新，酒店变现”——交通票务作为流量入口，靠高频刚需吸引用户；住宿预订才是真正的利润中心。浙商证券研报显示，2023年携程住宿预订的变现率为7.6%，是交通票务的3.3倍。

　　真正惊人的是毛利率。2023年至2025年，携程的毛利率分别为82%、82%、81%。即便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2021年，毛利率也高过77%。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对比一下：以高毛利著称的游戏公司，腾讯同期的毛利率在48%-57%之间，网易在60%-65%之间。携程的毛利率跑赢了游戏巨头。同时，在2025年7月《财富》中国500强净利率排行中，携程以32%的净利率成为唯一上榜的互联网公司。

　　它的营收规模或许比不过腾讯、阿里，但赚钱效率却让一众巨头望尘莫及。

　　这种暴利，引起了外界的质疑。原因在于，携程超80%的毛利率并非来自技术壁垒，而是源于轻资产模式与市场支配地位的叠加。

　　携程不拥有酒店、不运营航班，不承担固定资产折旧和燃油成本。它是典型的交易撮合型中介，收入主要来自佣金和服务费。交易规模越大，边际成本越低，规模效应自然推高毛利。

　　但“轻资产”只是表象，真正的支撑是市场地位。过去二十年，携程通过控股去哪儿、战略入股同程、收购艺龙等一系列资本运作，构建了近乎绝对的支配地位。

　　交银国际测算，截至2024年底，携程在国内核心酒旅市场的GMV市占率约56%，加上同系平台，“携程系”合计份额接近70%，远超美团、飞猪和抖音。

　　市场份额的高度集中，意味着消费者和商家都绕不开它。在此基础上，携程掌握了交易入口的控制权、定价的主导权，以及在供应链和消费者之间的双向议价能力——这就是它能够“躺着赚钱”的核心逻辑。

　　从商业角度，一家上市企业追求利润无可厚非。但当一家串联上下游的平台过度膨胀时，问题开始浮现。

　　消费者这边，关于“机票退改签费用过高”“捆绑销售”“大数据杀熟”的投诉从未间断；商家那边，酒店和航空公司抱怨佣金高企、流量分配不公，越来越赚不到钱。

　　矛头指向同一个角色：赚差价的中间商。

　　1月14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正式立案调查。当监管介入一家平台企业，往往意味着它在市场结构中的位置已经偏离——在行使市场支配地位的过程中，消费者和商家的选择权正在被压缩。

　　携程财报的B面：商家正在经历的“三重挤压”

　　携程的钱越赚越多，但广大酒旅商家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

　　这种反差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行业早期，OTA平台更多扮演信息中介角色——商家定什么价，平台就展示什么价。但随着市场格局固化，游戏规则开始逆转：平台逐步介入流量分配、营销工具、定价机制等核心环节，交易的主导权，悄然从商家手中滑落。

　　如今，商家正在经历来自携程的“三重挤压”。

　　第一重挤压，是不断叠加的佣金。

　　携程的佣金模式最早可追溯至2000年。携程年报显示，2005年至2007年，其酒店预订佣金分别为每间每晚66元、70元、70元；机票预订佣金分别为每张44元、46元、47元。从2008年第一季度起，携程以“竞争敏感性”为由，不再披露平均佣金数据。

　　佣金不仅要看一单赚多少，更要看抽成比例。根据携程2007年第四季度财报，当时酒店预订佣金率约为15%，机票预订佣金率约为5%。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携程的佣金6年未涨，但商家的实际负担却越来越重——因为隐形成本开始浮出水面。

　　携程的特牌制度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携程2004年推出金牌体系，2005年推出银牌体系，2015年在原有的金牌、银牌体系基础上，新增特牌等级，将流量优先级向特牌倾斜。

　　代价是，商家需接受12%-15%的全体系最高佣金比例，比金牌高出3-5个百分点。原本在金牌分级下就能获得最高流量的商家，现在不得不升级到特牌才能维持原有曝光——相当于流量的门槛被人为抬高了。

　　更隐蔽的还有各类推广工具。“金字塔”是竞价广告，“云梯”是额外佣金换排名，商家不买推广就难以被看到，没有曝光基本等于没有订单。

　　据经济观察网测算，云南地区商家的总体佣金成本（基础佣金+推广费用）可高达30%至40%。

　　第二重挤压，是被迫“二选一”。

　　特牌的代价不止是高佣金。按照平台规则，获得特牌标识的商家还需与携程签订总经销合作协议，核心房源不得在其他竞争平台上线——这是典型的“二选一”。

　　即便是金牌商家，也需书面承诺携程平台售价不高于其他任何渠道，以保障平台的绝对价格优势。

　　这套分级制度，成为携程巩固房源壁垒、限制竞争对手的核心武器。但对商家而言，选择权被一步步压缩，最终只能依赖单一平台。

　　过度依赖单一平台的弊端在于：当平台佣金上涨、流量规则加码、要求“二选一”时，商家都必须被动接受。

　　第三重挤压，则是商家对定价权的丧失。

　　近两年，真正让商家感到“被压垮”的，是定价权的彻底丧失。

　　为了维持全网价格优势，携程设计了“调价助手”。这个工具会自动扫描竞品平台价格，强制修改酒店房价，甚至不经商家允许调整活动折扣。据澎湃新闻报道，郑州多位酒店商家曾投诉：明明显示申请取消了该功能，过几天又悄悄上线。

　　这种自动降价导致酒店单房收益（ADR）持续下滑，利润被直接吃掉。商家无法预判何时降、降多少，从“合作方”彻底沦为“依附方”。

　　为什么商家只能忍？

　　酒店行业有一个天然弱点：卖的是“易腐库存”。一间房今晚卖不出去，明天的价值就归零。这种属性决定了流量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让商家对平台形成刚性依赖。

　　而且，酒旅消费有极强的异地属性。消费者在不熟悉的城市选酒店，无法实地考察，只能依赖价格对比、用户评价和平台背书。OTA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也养成了用户的习惯——线上预订、比价、下单。对大多数酒店来说，线下散客占比极低，绝大多数订单来自携程。

　　高度依赖，意味着高度被动。

　　携程占据近70%的市场份额，成了一道商家绕不开的坎。商家为了获得珍贵的线上流量，不得不迎合平台的算法规则，选择空间被压缩到极致。

　　过去一年，地方监管部门曾多次对携程的违规行为出手。

　　2025年8月，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就“二选一”、利用技术手段干预商家定价等问题，对携程等五家平台进行集中约谈。同年9月，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就携程强制开通“调价助手”、擅自修改酒店房价问题下达整改通知。

　　今年1月5日，携程下线了用户端前台的“特牌”“金牌”标识，但后台的分级合作规则和流量分配逻辑仍在执行。巧合的是，一周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正式对携程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立案调查。

　　若调查认定携程违法，它可能面临《反垄断法》规定的巨额罚款。可参照的案例是2021年阿里巴巴因“二选一”行为被处以182.28亿元罚款，相当于其上一年度销售额的4%。

　　而在调查启动前，部分酒店已忍无可忍。2025年12月，云南民宿协会公开征集携程“二选一”、佣金率过高（部分达30%）及流量屏蔽等相关证据。

　　但对于商家来说，罚款可能不是重点，他们更期待是调查之后规则的清晰化——不再被平台夺走定价权，不再被迫陷入“内卷式”的利润挤压，这将大幅改善商家的生存现状。

　　下一阶段，携程要面对什么？

　　对携程而言，反垄断调查远不止是一张可能的罚单，而是一次触及商业模式的质询。

　　2月26日，财报发布的同一天，携程宣布了两项人事变动：联合创始人范敏辞任董事兼总裁，季琦辞任董事。至此，1999年共同创建携程的“四君子”——梁建章、范敏、季琦、沈南鹏，全部退出公司核心管理层。创始人时代，正式落幕。

　　范敏是除梁建章外“四君子”中在携程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长期负责核心运营，也曾担任CEO，是公司日常运营管理的核心人物。

　　季琦则在早期离开一线，先后创办如家、汉庭（后发展为华住集团），2008年起以独立董事身份回归携程，其执掌的华住与携程酒店预订业务存在长期深度的战略绑定。

　　两人同日辞任，被市场解读为公司在监管周期中的一次主动调整——既是创始人时代的谢幕，也可能是企业在合规框架下重新校准治理结构的信号。

　　接替他们的，是两位具有合规监管背景的独立董事。

　　吴亦泓曾任如家首席战略官，现任MakeMyTrip独立董事，同时在阿里健康、太古地产等多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及审计委员会主席，拥有二十余年跨境合规与公司治理经验；萧杨则出身平安资产管理与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精通全球资本市场与风控。

　　图/携程财报

　　密集引入合规背景独董，携程的核心意图明确：向监管层释放积极推进合规整改的意图。

　　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比罚款更“伤筋动骨”的，是业务规则的调整。

　　此次立案调查的背景，是国家对“内卷式”竞争的系统性整治。2025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明确提出，2026年将“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

　　参考此前外卖、电商平台的整改先例，携程可能面临三大调整：

　　一是佣金比例被强制设限。这意味着携程多年来“躺着赚钱”的高毛利模式将受到直接冲击。

　　二是全面禁止“二选一”和定价干预。特牌制度中隐含的排他性条款、自动调价助手等工具，都可能被纳入整改范围。对商家而言，这意味着被压缩多年的选择权有望逐步恢复。

　　三是流量收费公开透明化。过去隐藏在“金字塔”“云梯”等推广工具中的隐形成本，未来需要向商家明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平台利用信息不对称影响商家的空间。

　　当然，监管的介入也将重塑竞争格局。

　　一旦“二选一”被打破，酒店可以自由选择多平台上架，美团、飞猪、抖音等竞争对手的压力将明显减轻。携程维持了多年的流量垄断，可能将被逐步瓦解。

　　挑战不止来自外部。

　　对于携程自身而言，更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维持盈利能力？如何挽回被“大数据杀熟”“捆绑销售”等问题透支的消费者口碑？如何让那些被佣金和流量成本压得喘不过气的商家，重新对平台建立信任？

　　这些都考验着新董事会的平衡能力。

　　从靠垄断地位“躺着赚钱”转向靠提升服务效率、优化用户体验、真正赋能商家来赚钱——这是监管对携程的期待，也是所有平台经济参与者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