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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代工已死
发布时间:2026-01-13

  何小鹏“恨他,就让他造车”的言论余音未散,如今追觅又高调宣布“涉足造车领域”。在风口浪尖上,追觅究竟是“固执强硬”还是颇具底气,我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的是,如今造车并非易事。日前,针对追觅与奇瑞合作造车的传闻,奇瑞明确表态“并无此事”。追觅也声称,正在寻求与多家主机厂展开合作。科技企业投身造车并非没有先例,但在当下的环境中,寻找代工厂似乎并非易事。昔日蔚来与江淮、小鹏和海马、理想同力帆的合作,如今恐怕难以重现。

  追觅难寻合伙人

  8月28日,追觅宣布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将汽车业务划分为两个品牌进行运营,分别是追觅汽车和星空汽车。前者主要打造对标布加迪的车型,后者则对标库里南、宾利的车型,并且已经规划了4个配置,内部人员直言“完全可以抗衡”。

  汽车归根结底是一项制造业务,寻找一个靠谱的合作伙伴至关重要。此前曾有消息称,追觅寻求奇瑞为其代工造车。2025年12月31日,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与追觅相关人士陈龙冬的合影在网络上流传,再次引发了双方合作签约的猜测。但奇瑞汽车官方随即明确否认了这一传闻,声明“双方确认并未进行合作签约”。

  据追觅方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此前确实有过接触,但截至目前尚未达成具体合作。同时,追觅的意向合作方不止奇瑞一家,还包括其他多家主机厂。“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追觅将采用轻资产造车模式,同时在内部实施‘多产品线试水’的策略,以最大程度保障首款产品的成功。”该知情人士表示。

  以轻资产模式入局,这意味着追觅必须尽快找到一家合适的代工厂。

  1.0代工模式落幕

  尽管业内人士对追觅“高开高打”的扩张举措心存疑虑,但倘若真要考虑产品落地,代工不失为一种常规策略。

  在中国汽车发展历程中,“代工”并非新鲜事物。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时代,众多新兴品牌在发展初期,因自身制造能力和经验匮乏,会选择与现有汽车制造商合作,借助代工方式迅速实现产品量产。例如,蔚来汽车早期选择江淮汽车作为代工伙伴,小鹏汽车与海马汽车展开合作,理想汽车则依靠力帆汽车实现产品落地。

  更为关键的是资质问题。新的入场资质受到严格管控,追觅必定无法自行获取。所以,最佳办法是寻找一位有资质但资金短缺的合作伙伴,如此优势互补,合作才能水到渠成。然而,这种基于“产能互补”和“资质获取”的传统代工模式,其生存空间正迅速萎缩。

  “如今的代工市场,已从主流新势力的必经之路,沦为一个极为边缘和小众的领域。”凯联资本研究院院长由天宇直言,其服务对象变成了像“极石”“极越”这类“非主流”的新入局者或意图“复活”的品牌。其存在逻辑更多地与地方政府盘活闲置产能、寻求产值落地的需求相契合。

  他进一步解释道:“许多地方政府坐拥闲置资产,需要项目来填补产值,而一些仍有品牌价值或善于讲营销故事的企业,如追觅,需要低成本启动项目。在此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代工成为双赢之选。”这种合作虽能解决短期问题,但难以培育出具备长期竞争力和规模效应的主流企业。如早期的“蔚小理”发展壮大后,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厂,摒弃了原有的代工模式。

  “汽车是规模经济的典型代表,代工模式本质上与规模效应相悖。”由天宇强调,自建工厂可通过庞大的产销量分摊巨大的固定成本。而代工按件计费,产量越高,代工方收取的费用总额越高,品牌方的现金流压力剧增,利润空间却持续被压缩。这正是所有成功的新势力最终不惜巨资自建工厂的核心经济原因。

  那些无法自建工厂的品牌,要么因市场认可度低,要么因销量增长乏力,极有可能在新一轮的市场洗牌中被淘汰。长此以往,这一代工市场将在规模和品牌的双重挤压下,逐渐走向没落。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追觅想效仿华为与赛力斯的合作模式,却缺乏足够的整车设计能力;想在奇瑞平台上进行改装车业务,奇瑞自然也不会为追觅提供优质资源。更重要的是,奇瑞的拒绝,恰恰击中了传统代工模式当前最大的痛点——品牌价值的稀释。当前汽车硬件成本占比高达70%~80%,是构成产品价值和差异化的主要因素。如果像特斯拉这样定位高端的品牌,与比亚迪采用同质化的代工硬件,两者之间的价格差距将大幅缩小,这将从根本上损害高端品牌的溢价能力和市场形象。

  这正是车企巨头对传统代工日益谨慎的核心原因。2025年,奇瑞累计销量达280多万辆,旗下子品牌众多,新品迭代速度较快,此外还有与华为合作的品牌智界,未来还将推出鸿蒙智行首款旗舰MPV智界V9,承接可能模糊自身品牌定位的代工业务概率较小。

  代工也要转型升级

  追觅面临的困境,反映出中国汽车产业“代工1.0时代”的落幕。那么,代工模式真的没有未来了吗?答案或许并非绝对,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形态变革。

  在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升级的进程中,“产能过剩”一度是困扰车企的重大问题。有专家提议,可将老旧产能转化为代工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指出,这种方式或许仅适用于同时拥有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生产资质的车企。对于那些有扩产需求却无多余产能的新能源车企,他认为,可探寻新的代工模式。“用新能源汽车消化燃油汽车的过剩产能是一条有效途径,代工模式将成为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重要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往是购买资质,如今不过是换了种形式,购买产能。”

  新的代工模式或将在“软件定义汽车”时代复兴。当汽车的价值重心从硬件转向软件,硬件成本占比可能降至40%甚至更低,并且日趋标准化、模块化时,品牌的核心溢价将完全由软件生态和用户体验所决定。届时,产业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主导者将变为软件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它们能像挑选电脑组装厂一样,任意挑选一家高品质的硬件制造工厂进行代工。换电模式的推广和滑板底盘技术的成熟,正是推动这一硬件标准化进程的关键技术,它们从物理和架构层面实现了车身与底盘、电池的解耦,为专业化代工奠定了基础。

  相较于传统的代工模式,一个全新的“代工2.0时代”正在孕育。车夫咨询合伙人曹广平同样认为,新能源汽车早期的代工模式,存在“代资质”和“代产能”两种情形,或者是二者的结合。而造车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后,虽然代工模式可以继续沿用,但“代创新”不可行,代与被代双方核心的创新技术将成为关键所在。代工模式能够降低成本,但降本是有限度的,包括技术创新、材料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等在内的创新降本及赋能,才能增强代工模式下产品的竞争力,在面对市场上的外部竞争对手时,才有可能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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