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贷款与个人贷款的增长态势在2025年出现显著分化。一边是对公贷款规模大幅攀升，另一边则是零售贷款增长乏力甚至收缩。这一年，多家头部城商行的信贷结构发生了鲜明转变。

　　重庆银行2025年的新增贷款，全部来自对公部门。这家西部银行将对公贷款余额推高30.95%，达到4098.67亿元，个人贷款则下降0.94%。宁波银行、江苏银行、西安银行的财报也呈现相同趋势。对公贷款增速普遍超过25%，零售业务增长停滞甚至萎缩，成为头部城商行的共同特征。

　　进入2026年，信贷“强对公、弱零售”的格局仍在延续。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6万亿元，住户贷款增加2967亿元，但其中短期贷款减少1640亿元。这轮集体转向由什么驱动？在城商行净息差已跌至1.37%的行业低点时，高度依赖地方政府及相关项目的增长模式，又潜藏着哪些风险？

　　信贷结构的显著变化

　　2025年，城商行信贷投放重心明确转向对公领域。重庆银行2025年年报显示，其对公贷款一年增加970亿元，零售贷款减少8亿元。这意味着，其资产扩张完全依赖于对公业务“一条腿走路”。宁波银行2025年三季报披露，其第三季度末公司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30.83%，个人贷款则收缩4.04%。江苏银行、西安银行的同期数据也呈现相同趋势。

　　行业性盈利压力是这一转变的根本驱动力之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5年第四季度，城商行净息差为1.37%，在各类银行中最低。2026年一季度，这一指标仍维持在1.37%的低位。在零售信贷风险显现的背景下，与地方政府信用、重大项目绑定的对公贷款，凭借其单笔金额大、定价稳定的特点，成为银行在利差收窄环境中的现实选择。

　　驱动增长的多重因素

　　城商行对公贷款的高速增长，是宏观政策、银行策略与地域资源合力的结果。

　　首先，宏观政策释放了巨额信贷需求。2025年，多项区域重大战略进入建设阶段，同时地方债务化解方案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参与，这直接带来了对公贷款存量滚动与结构调整的需求。贷款投向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以重庆银行为例，其2025年年报显示，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关联密切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贷款，合计占对公贷款比例达59.68%。该行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融资余额已超550亿元。

　　其次，银行自身执行“以量补价”策略。净息差持续收窄，快速做大生息资产规模成为稳住利息收入最直接的手段。宁波银行在业绩说明中表示，公司类贷款是驱动信贷增长的主要部分。即便大型对公项目利率不高，但其庞大规模能迅速做厚资产基数。这套策略可能陷入循环：息差越薄，银行越想扩大规模；而争抢项目加剧价格战，反过来把利率压得更低。

　　最后，城商行拥有独有的“地域王牌”。它们与所在地政府、核心国企建立了深入联系。例如，重庆银行2025年年报披露，其前十大单一借款人，几乎都是重庆市及下辖区县的地方国企和基础设施建设平台。这种基于地域的深度绑定，让城商行在获取地方重点项目、参与政府主导的债务重组时，拥有信息与渠道优势。

　　高增长下的风险辨析

　　可以看到，2025年，部分城商行资产质量指标有所改善，例如青岛银行年报显示其不良率从1.14%降至0.97%。地方政府债务化解也取得进展，有助于缓释存量债务风险。然而，在整体数据向好的同时，多重结构性风险正在高速增长中不断累积，其严重性常被短期数据所掩盖。

　　一是资本与集中度的双重约束。对公贷款快速增长，持续消耗核心一级资本。例如，西安银行2025年三季报显示，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从10.07%骤降至8.69%，逼近监管红线。资本压力已普遍显现：据公开信息统计，2026年初至4月中旬，已有至少85家城商行、农商行获准或已完成注册资本变更，反映出行业普遍的“补血”需求。与此同时，贷款集中度风险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如前所述，部分银行对公贷款高度集中于个别与地方财政紧密关联的行业，这种结构使得银行资产质量与区域经济走势高度绑定，风险分散能力较弱。

　　二是风险暴露可能存在“时滞”与“外溢”。当前大量新增贷款投向基建和政府项目，报表不良率较低。但这可能部分源于天量新增贷款稀释了整体不良率，部分则因有政府信用关联，延迟了风险暴露。晋商银行案例警示，风险可能滞后但终会暴露：其2025年末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从0.36%飙升至12.24%。更重要的是，风险正从其他维度显现：在资源向对公倾斜的同时，零售端的信用风险已在积累，重庆银行、青岛银行2025年个人贷款不良率均逆势上升。

　　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考验

　　2025年城商行对公贷款的“狂飙”，是应对净息差压力与零售疲软的战术选择。2026年，这一路径仍在惯性延续。然而，战术的合理性不能掩盖战略的脆弱性。贷款高度集中于少数行业、资本被快速消耗、盈利空间持续收窄，共同构成了这种增长模式清晰可见的天花板。

　　城商行面临的真正考验，是“如何转型”而非“是否转向”。继续沿着“以量补价”的路径狂奔，资本约束和集中度风险将迅速迫近增长的极限。2026年初超过85家中小银行的密集“补血”，已经敲响了警钟。

　　真正的转型，意味着必须超越对地方财政的简单依赖，从“规模扩张的追随者”蜕变为“产业价值的发现者”与“复杂风险的管理者”。未来的竞争力将体现在：能否将对属地资源的理解，转化为对本地实体产业链的精准服务；能否建立超越抵押和担保的行业风险定价能力；能否重振零售业务，构建穿越周期的均衡组合。

　　能完成这一系列转身的银行，方能将“属地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力。反之，若无法摆脱对单一增长路径的依赖，2025-2026年对公贷款账面上的这场“狂飙”，终将在未来转化为资产负债表上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