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清洁能源领域投入巨资，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却与日俱增。”

　　3月2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副执行秘书杨琳在“亚洲新能源合作”论坛指出，亚洲正面临这一能源悖论。

　　“亚洲新能源合作”论坛现场拍摄：蒋习

　　她给出的数据显示，亚洲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地区。仅在2025年，本地区就占全球太阳能投资的65%和风能投资的64%。

　　与此同时，化石燃料在亚洲地区一次能源供应中的占比却持续攀升，从2000年的78%上升至如今的83%。

　　“可再生能源的绝对规模有所扩大，但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增长更为迅速。”她表示。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驻会副主席、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刘泽洪也在会上指出，亚洲能源转型和清洁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他表示，亚洲的人口占世界60%，经济规模占50%，碳排放超过50%，且经济仍在快速增长。

　　刘泽洪指出，亚洲的能源仍然高度依靠化石，可再生能源占比仅为15%，煤、石油、天然气分别占18%、25%和11%，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与供应的不确定性并存。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阿里沙赫巴纳在会上表示，中国清洁能源的部署促进了经济发展，也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但亚太其它国家，仍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很多国家尤其是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仍面临困难，例如，财政空间和技术能力有限、碎片化且成本很高。

　　这一讨论恰逢美以伊冲突进入第四周。

　　牛津大学学者、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在发言中指出，回望19世纪和20世纪，能源安全本质上是地缘政治霸权的体现，是对化石燃料资源的控制。20世纪的大多数战争、政治博弈与经济较量，其核心都绕不开对化石燃料资源的争夺。

　　“中东局势将让能源多样化变得更加必要。这会为短期和长期的大型能源投资提供更强的动力，包括可再生能源电气化、跨境电力输送等，为一系列新机遇打开了大门。”阿里沙赫巴纳在会上表示。

　　她指出，从这个角度看，亚洲地区可以把这场危机视为一种战略机遇和可把握的发展机会。

　　施泰纳指出，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各国普遍趋向“脱钩断链”。相互依存固然带来依赖，但同时将开启了巨大机遇。

　　“如果亚太地区能够成功将区域合作作为新能源经济的驱动力，其影响将不仅惠及亚太，更将辐射至全球经济。”施泰纳称。

　　在区域合作框架下，如何加速能源转型进程？基础设施尤其是电网建设是关键所在。

　　刘泽洪认为，各国建立健全内部电网，并通过邻国互联、区域互联，形成规模强大的智能电网，这是合作发展新能源最有效的途径。

　　他表示，通过电网互联，可以实现南北季节差、东西时间差、跨流域水文特性差、各地资源禀赋差和能源价格差的优化配置。

　　以中国为例，刘泽洪指出，通过特高压直流和交流输电技术，中国已将全国互联成一个大电网，支撑了目前19亿千瓦的新能源开发，去年供电量10.3万亿千瓦时，保证了以可接受的价格满足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便利需求。

　　欧洲则通过北欧水电、北海风电和南欧太阳能的互济，充分利用了跨区域的可调节资源。

　　在电网互联过程中，刘泽洪认为有五个关键技术尤为关键。

　　首先是大规模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协同技术，他认为这一领域目前已进入较高水平。其次是远距离大规模输电技术，包括交流输电和直流输电。

　　再次，还包括区域互联电网中调节资源的优化利用技术，以及跨区跨国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规则和各方共同遵守的要求。

　　此外，还需电网模拟、预测和安全稳定分析等技术。他指出，目前，美国、欧洲和中国在这些技术领域已逐步进入成熟阶段。

　　刘泽洪还提到，另一种重要的合作模式是“远合作”，涵盖技术合作与共同开发、产业相互依存与供应链畅通，以及共同标准的制定与执行等。

　　但目前的合作机制仍有待突破。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拉·卡梅拉在会上指出，大量合作仍停留在次区域层面，增加了交易成本，也限制了资源在跨国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卡梅拉认为，推进能源转型需依托区域合作的四大支柱：加强互联互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释放可负担的融资资本；增强供应链的韧性与本地化水平；将能力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置于优先位置。

　　此外，卡梅拉在接受界面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对全球可再生能源最重要的贡献，是其以极低成本提供了太阳能电池板和风机。

　　“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系统能否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经济提供电力。这正是中国正在做出的贡献。”卡梅拉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