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3日，上海浦东临港自贸区创新魔坊产业园，吸引了150多家“一人公司”入驻。视觉中国图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迅速增长。

　　从社保参保率、劳动权益保障，到算法管理、城市融入，新就业形态既为就业市场提供了“缓冲带”，也不断暴露出制度适配的问题。

　　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看来，新就业形态并非简单的“就业替代”，而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推动下的一种长期趋势。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灵活就业和“一人公司”很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形态。

　　“灵活就业”与“一人公司”将成必然趋势

　　南方周末：你认为什么是新就业形态？它和以往的传统标准劳动关系有何不同？

　　陆铭：新就业形态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劳动者没有明确的雇主，甚至可能同时介入多个平台、多个职业，成为“斜杠青年”。以专车司机为例，他可能同时介入多家平台，外卖小哥也是这样，这就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里面明确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以及有明确劳动合同的这样一种形式，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新就业形态。

　　灵活就业是一直存在的，它跟劳动力市场竞争、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以及正规就业的部门发展有关。

　　但是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的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单是讨论传统意义上的灵活就业，更要看到平台经济和人工智能方兴未艾，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和“一人公司”这种状况。

　　南方周末：说到技术进步，在数字时代，应该如何重新认识当下的新就业形态？

　　陆铭：我认为就是要看到刚刚讲到的灵活就业和“一人公司”，在新技术条件下，它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此，不管是在社会舆论、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还是劳动权益保护等问题上，都需要有全新的制度安排。

　　最最要不得的就是盲目地认为这是一种不利于劳动者的就业形态，所以就一定要让灵活就业者跟雇主签合同，我觉得面对这种想法要谨慎。

　　灵活就业者里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一些灵活就业者的确有实际雇主回避雇佣关系。比如说有一些专送的骑手，其实非常接近于企业的雇佣员工了，但是有大量的灵活就业者根本找不到一个明确的雇主，比如像刚刚讲的，同样是骑手这个工作，众包的骑手同时介入几个平台，你说谁是雇主。

　　而且，在传统的劳动关系下，一个人如果不想干活了，或者家庭出现突发情况，或自己生病了，需要向雇主请假。但在灵活就业情况下，这些都不用——你把手机一关，不接单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灵活就业者可以同时做多份工作，那么如果强制一个人跟所谓的雇主签合同——且不说雇主找不找得到——就算找到了，你签了这个合同，哪一个雇主会允许你去从事别的职业，甚至介入不同的平台呢？所以在对待灵活就业时，不同情况要不同对待，要看灵活就业者是否自己愿意保持能够同时做多份工作的状态。

　　陆铭。受访者供图

　　“加速市民化，破解社保前置难题”

　　南方周末：你认为破解新就业群体的城市融入困局，最该优先突破的公共服务领域是什么？

　　陆铭：第一是住房，第二是子女教育。在住房方面，我们曾针对上海提供的“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做过一项研究。近年来，平台与政府、企业展开合作，我们调研了“饿了么”与上海部分区级政府合作的公租房项目。研究发现，当骑手入住这些价格相对便宜的“一张床”或“一间房”之后，他们的接单数量和劳动收入均有所提高。与此同时，该群体对生活的满意度以及留在城市的意愿也有所增强。

　　其次是子女教育。当前中国客观上仍存在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现象。如果在人口流入较多的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学位以及幼托供给，就能更好地让流动人口将孩子带在身边，促进家庭团聚。我认为，教育和住房对于新就业群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养老保障问题。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今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养老权益保障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陆铭：这两年国家也在推外来人口参保，要取消障碍，增加便利度。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哪怕在养老保险上，平台已经开始为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提供一些补贴，但仍然有很多人不愿意参加社保，所以我们要去追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哪怕有补贴。

　　一是个人层面的。的确，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你跟他讲要交养老保险，他觉得自己还年轻，看不到未来。就算是未来要交，按照现在的制度，交15年就可以拿养老保障了，如果是个20岁的人，他会觉得以后晚点交也不要紧。再加上他自己可能上有老下有小，有的灵活就业者还有负债。他们对于现金的需求就更高，所以这是个体层面的原因。

　　二是关于制度层面的原因。第一是我国尚未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第二是市民化程度不高。也就是说，新就业群体里很多人实际上是流动人口，加上社保没有一体化，个体就会预期自己在一个地方待不久，万一未来离开，按照现有的保障制度，个体就需要关闭现在的账户，到下一个就业点重新开一个账户，那么在这里面就有切换成本。

　　算法向善

　　南方周末：舆论普遍担忧，平台通过算法对劳动者实现了比传统雇佣更严苛的控制，使“灵活性”成为了规避法定责任的挡箭牌。就你的观察，当前平台算法与用工的真实情况如何？

　　陆铭：比如从算法的角度来讲，算法对劳动者的时间以及骑手的路径，实际上只是一个推荐，劳动者是可以不采取平台推荐路径的。再比如对于超时，原来超时是惩罚，现在一些平台——比如美团——已经有所改进，转向了一种更加柔性的措施，比如扣分，并对不同的扣分程度有不同的接单限制，而不是罚款。这些已经有所改变。

　　在劳动者的权益方面，现在也逐渐出现了一些“算法向善”的举措。比如对于专车司机，有了强制休息、不接单的规定；再比如对于骑手的安全性，通过智能头盔能够监测到骑手的高风险行为。我们要鼓励企业采取技术向善的方式，更多地利用数据驱动来提升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当然，目前出现的这些好趋势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南方周末：要真正改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处境，除了平台自身，还需要哪些维度的共同参与？

　　陆铭：我觉得消费者也要转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所有的算法最后如果受制于消费者的苛刻要求——比如一超时就投诉，不是说不要投诉，而是如果不顾及天气不好、小区爬楼、小区地形复杂等劳动环境，不分情况地去投诉，就会对劳动者产生压力。在这方面，我在调研时也有骑手反映，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些复杂情况改进算法。

　　我也把这些问题向有关平台做了反映，平台现在正在努力改善。如果改善的结果是：在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允许更宽松的超时管制，或者让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价格。比如你要求他爬楼、在崎岖地区配送，他的工作量事实上是更大的；再比如快递物品特别重，需要加钱，那么，消费者就要相应地接受这些结果。

　　因此，改变灵活就业者的劳动状况，是需要平台、消费者、政府监管共同努力的事情。

　　南方周末：在当下，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进入外卖配送、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陆铭：整个经济形势在前段时间受到了较大的国内国际复杂因素冲击，于是很多人进入灵活就业，将其作为一种缓冲。只有通过经济复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我们要看到，一些灵活就业者和“一人公司”的产生，是由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导致的。适应这种趋势的方法，不是去否定灵活就业和“一人公司”，而是从大中小学的教育、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社会培训的角度看待这种趋势，越来越重视那些不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技能，更多地培养能与人工智能互补、产生人机协作的技能。具体来讲，就是个体的创造力、想象力、决策力，以及具有社会交往属性的理解力、沟通力、表达力和共情力。

　　我们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灵活就业的问题，或指望灵活就业去解决所有问题。全社会和个体都要去适应：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灵活就业和“一人公司”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化趋势，我们必须去适应它。

　　南方周末记者郑彩琳南方周末实习生王新瑞

　　责编钱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