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下午，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12位政协委员围绕人工智能、乡村振兴、能源产业、对外开放等热点话题作交流发言，为助力我省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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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十四五”时期，陕西立足自身优势，将人工智能纳入省级重点产业链，加速人工智能与制造、能源、文旅等领域融合，形成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5个产业集群，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49.85亿元，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但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方面，仍存在诸多困难：一是智能制造场景应用不足。江苏、浙江等省智能制造已进入成链成群阶段，而我省仍靠少数龙头企业单点突破，产业链协同与场景深化不足。二是行业大模型与数据要素供给不充分。我省重点行业垂直大模型和高价值数据集建设严重滞后，目前仅有“博观”1个行业模型。三是中试转化链条不畅。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中试平台不足20%，多数科技成果停留在实验室。四是产业生态协同程度不高。本地企业规模偏小、协同创新不足，未形成像长三角地区“芯片-模型-平台-应用”高度耦合的产业生态。

　　“十五五”时期，我省应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跃迁，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实施产业赋能行动，系统推进场景开放。编制“人工智能+产业”行动指南，集中打造“人工智能+硬科技”应用示范区。能源化工领域，聚焦榆林、延安能源基地，优先开放煤矿安全生产、智能综采等高价值场景，推动智能矿井、智慧园区向更高水平升级。高端装备与汽车制造领域，依托西安、宝鸡制造业基础，开放机床装备预测性维护、质量检测等场景，推进“链式改造”。航空航天与兵器电子领域，围绕复杂装配检测、试验数据智能分析等方面，形成“AI+制造”的陕西样板。现代农业与文旅领域，推进农情监测、智慧景区等场景，形成“AI+农业、AI+文旅”特色赛道。

　　二、强化核心要素供给，不断夯实数据支撑。做强工业数据底座，围绕煤炭、电力、有色、机床等领域，建设10-15个省级高质量工业数据集。做深行业大模型，支持链主企业联合高校院所、秦创原平台与服务商共建能源化工、航空航天等行业模型，降低智能化门槛。探索建立“数据共享、模型共建、收益共分”的互利机制，建设可控可用的数据沙盒与可信空间，实现“数据协作”。设立人工智能模型券/算力券，对企业购买、使用符合条件的工业大模型或专用小模型给予补贴，让更多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好、用得久”。

　　三、加快中试平台建设，推动应用成果转化。支持光电子先导院升级为“光电子与硅光融合中试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西安航空基地、航天基地、高新区等联合建设“航空航天数据+AI中试公共服务平台”，优先承担国家重点中试任务。依托秦创原布局工业大模型与行业算法平台，提供数据加工、模型训练、评测验证等技术服务。加快建设开放共享的应用中试与验证子平台，形成“企业需求-联合研发-中试验证-工程交付-规模复制”机制，提升产业整体效率。

　　四、积极培育服务平台，构建多层次赋能生态。紧扣我省产业链发展需求，以西安高新区、经开区与西咸新区为承载，形成“算力基础设施+模型平台+系统集成+行业应用”的协同集聚区，支持宝鸡、榆林等地建设特色产业集聚区，形成“核心引领、多点联动”的生态格局。加快建设“陕西工业智能体应用平台”，加大政府采购对人工智能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支持力度，通过“首购首用”机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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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陕西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着眼“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导向，部署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发展战略。这一全新擘画，是破解关中成长中的烦恼、陕北转型的阵痛、陕南发育的不足，激活全域高质量发展动能的根本路径。落实好这一战略部署，应明确重点，找准抓手，从以下方面发力。

　　一、强化产业辐射带动，唱响西安榆林“双城记”。支持西安以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大力发展生物制造、商业航天、无人机、新材料、光子等新兴未来产业，通过产业输出和延伸配套，推动技术、人才、资金向全省流动。发挥门户枢纽优势，强化“空港+陆港”联动，构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新高地，辐射带动西安都市圈及关中平原城市群协同发展。支持榆林以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推动传统能源精深加工与产业链延伸，布局光伏、风电及氢能全产业链，打造世界级高端能源化工基地，辐射带动晋陕蒙甘宁毗邻区域协同发展。加强两市产业协作、发展协同，建立“科创飞地”“产业飞地”等合作新模式，形成“西安研发、榆林转化、全省增值”的良好局面。

　　二、创新县域发展模式，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点”。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多点支撑的重中之重，以园区整合升级为抓手、以跨县域资源统筹为纽带，构建县域协同发展新格局。全面推动相邻县域同类园区合并重组，支持蒲城和富平、神木和府谷、汉阴和石泉等地先行先试，打造国家级苹果精深加工基地、煤制烯烃下游产业集群、富硒产业示范基地，变“单打独斗、同质竞争”为“共富共赢”。统筹跨县域基础建设，推动渭北果蔬冷链物流专线、陕北能源运输通道、陕南生态旅游公路互联互通，破解县域毗邻地区基建“最后一公里”问题。统筹跨县域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推行县域间教育师资互派、医疗资源共享，不断提升县域承载能力。

　　三、破除区域协同壁垒，实现三区发展“一盘棋”。立足“关中主攻未来产业、陕北延伸能源产业链、陕南壮大生态富民产业”的格局，制定跨域合作专项政策，明确产业转移利益分配规则，细化税收分成、产值统计、要素流动配套措施。对关中向陕北转移的装备制造配套项目、向陕南转移的绿色食品加工项目，实行“产值共享、税收按比例分成”。对陕南南水北调水源地生态保护、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由省级财政统筹受益地区资金给予生态补偿。搭建省级要素交易平台，拓展技术、数据、碳排放权交易品类，推动关中科创技术、陕北绿色能源、陕南生态产品高效流转。争取将汉中-安康-商洛、汉中-宝鸡高铁纳入国家“十五五”铁路规划，与西十、西延、西兰高铁无缝对接。

　　四、完善跨省协同机制，共绘省际合作“新篇章”。坚持“跳出陕西看陕西”，把“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放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层面下，深化与毗邻省区的跨域协作。成立省级区域协调发展专项领导小组，推动建立陕甘宁、川陕渝、鄂豫陕常态化议事机制，重点推进交通互联互通、产业分工协作、生态联防联控。支持关中联动西北省区共建科创联盟，陕北强化与宁蒙能源协作，陕南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建汉江生态经济带，构建“南下北上、东西贯通”的发展格局。支持省际毗邻县域合作，鼓励宁强与广元、定边与盐池等地组建产业协作联盟，联合申报国家跨省域协同发展试点，增强陕西的枢纽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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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中共中央在生态文明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制度安排。陕南地处秦岭腹地，生态条件优越，生物资源丰富，水资源量占全省总量的71%，森林覆盖率接近70%，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优势明显。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探索陕南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取得阶段性成效。

　　但是，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交易等方面仍面临以下难题：一是价值核算体系不统一。目前商洛、汉中等地GEP/VEP核算方法、指标体系、数据口径不尽相同，且相当数量生态产品的权责归属难以确立，抵押、交易和变现等深层次难题尚未破解。二是市场交易不够活跃。碳汇、水权、排污权等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交易机制发育滞后，难以形成规模化效应。三是产业能级还需提高。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途径同质化程度高，多依赖低端的生态农业以及农家乐、渔家乐等，品牌难以做大做强。四是金融赋能不足。“木耳贷”“气候贷”等特色绿色信贷产品投放规模偏低，截至2025年9月，陕南三市贷款余额仅占各项贷款总额的6.6%，与生态农业、绿色文旅的产业发展定位不相符。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践行“两山”理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十五五”时期，我省应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力打造美丽中国陕南先行区，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新图景。

　　一、完善核算体系，夯实价值度量基础。开展陕南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双评价”，对水流、森林、山岭、荒地、滩涂统一确权登记，建立三维“自然资源底图”与“生态产品资源库”，构建分类合理、内容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鼓励陕南三市联合科研院所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研究，攻克核算、碳汇监测等技术难题，形成统一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化。

　　二、创新交易平台，打通价值转化堵点。探索设立“陕西生态产品交易中心”，设置交易大厅、评估中心、资金监管、融资对接等板块，推动林业碳汇、水权等常态化交易。优化交易规则，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第三方评估+区块链存证”体系，形成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损坏者赔偿的导向。拓宽陕南生态产品交易渠道和方式，组织开展生态产品线上云交易、云招商，推进生态产品供给方与需求方、资源方与投资方的高效对接。

　　三、突出特色优势，提升绿色产业能级。依托陕南生态资源，建设生态智造集聚区，连接采购、物流、贸易等环节，推动清洁能源、绿色食品和健康医药等产业集群化发展。构建“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矩阵，打通生态产品溢价增值通道，提升汉中仙毫、安康魔芋、商洛木耳等生态产品附加值。推广商洛“木耳贷”、汉中“茶叶兴农贷”等地方金融创新经验，开发“生态资产权益抵押贷”“VEP核算结果挂钩融资”等金融创新产品，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绿色产业发展。

　　四、完善政策机制，厚植绿色发展沃土。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地方性立法，明确价值核算、经营开发、市场交易、监督管理等法律制度框架，规范生态产品开发、交易、保护全流程。争取中央支持，适度扩大省级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完善空气质量、水质监测、森林覆盖率等考核结果的差异化补偿办法。开展秦岭生态保护横向补偿机制试点示范，拓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跨区域生态保护补偿效益，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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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陕西的战略性资源、标志性名片、关键性优势。近年来，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打造万亿级文旅产业集群为目标，持续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陕西文旅频频“爆火”，已成为带动百万人就业、每年吸引8亿人流的万亿级产业集群。

　　然而，我省文旅产业发展依然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问题：一是市场主体不强。截至2025年上半年，我省规上文旅企业1676家，仅为河南的59%，缺乏全国性链主企业。二是文旅项目同质化现象突出。文化内涵挖掘不够，产业协同不足，关中地区存在“千镇一面”、网红景点复制粘贴等困境。三是数字化基础薄弱。仅兵马俑、大唐不夜城等景区完成智慧化改造，多数县域景区仍为传统模式。四是国际竞争力不足。2025年西安口岸全年入境游57.7万人次，约为上海的1/12，北京的1/11；西安咸阳机场国际航线60条，低于同为西部城市的成都（83条）。

　　总的来看，我省文旅产业已经进入繁荣发展与深度变革并存的时期。我们应以文化强省建设为契机，加快整合区域资源，全面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多点发力，做大文旅产业新格局。持续推进重点文旅产业链群建设，加快陕文投集团、陕西演艺集团等省属国有文化企业战略重组，打造一批具有辐射带动力的链主企业。加快文旅市场主体培育，围绕产业园区集聚、项目策划招商持续发力，力争到2026年底规上文旅企业突破2000家。盘活优质资源，以国有景区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分离为突破口，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景区开发运营，推动“部门经济”向“全域联动”转变。

　　二、深耕区域资源，构建文旅发展新矩阵。构建“周秦汉唐”文化带，以西安为中心，整合秦汉唐帝陵、大雁塔、大明宫等资源，建设中华文明传承展示区和世界级文旅目的地。打造陕北红色文化带，串联“延安-照金-南梁”红色旅游走廊，讲好中国革命故事，建设全国红色旅游高地。开发陕南生态文化带，以秦岭国家公园建设为契机，打造“汉江生态”“秦岭康养”等特色项目，建设秦岭生态文化旅游圈。培育黄河考古文化带，创建“半坡-杨官寨-石峁”新石器考古旅游新模式，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文化廊道建设，以“黄河文旅”促进流域发展。

　　三、夯实数字底座，绘就智慧文旅新图景。绘制我省数字文旅产业中长期发展蓝图，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力争打造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标杆项目。依托全省文旅大数据中心，精准串联涉旅资源，打造景区、餐饮、商超、住宿、交通等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4A级以上景区智慧化改造全覆盖，推进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文旅场景的融合应用，打造“云上博物馆”“数字考古”等沉浸式互动场景，让智慧文旅焕发数字生命。

　　四、丰富文旅体验，书写入境旅游新篇章。深化国际旅游交流合作，把西安打造为世界级旅游枢纽与旅游目的地城市，加快织密国内外航线，强化航空高铁中转枢纽功能，为旅客来陕旅游提供便捷通道。推进入境旅游便利化，完善多语种服务、支付快捷化等入境游供应链，提升更高品质文旅服务。打造更多精品景区、特色线路、定制产品和文旅综合体，力争到2026年底入境游客突破100万人次，实现从“文化资源大省”向“国际文旅强省”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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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班列（西安）2013年首趟开行以来，累计开行突破3万列，主要指标连年稳居全国首位，让横贯欧亚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重新焕发生机，将陕西再次推到向西开放的最前沿。2025年，中欧班列（西安）全年开行量突破6000列大关，同比增长21.1%；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5%，增速高于全国14.7个百分点，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然而在高速增长的背后，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陕企货值占比只有四成，成渝地区近七成；西安集中全省外贸企业的80%，周边地区薄弱；全国14个集结中心货源和线路高度重合，区域竞争加剧、资源效率不高。

　　中共陕西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明确提出，要在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上取得更大突破、争做西部示范。我们要应时而动、乘势而上，以推动构建中欧班列经济圈为引领，进一步打开陕西对外开放新局面。

　　一、全力推动产业链延伸，打造优势产业集聚的经济圈。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全球产业分工，构建“通道+园区+产业”的发展模式。围绕半导体、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在浐灞国际港务区等核心节点打造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区，带动构建多条跨境产业链。依托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整合宝鸡、榆林、安康等节点城市优势产业，推动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能源化工等产业在交通干线上形成梯度配置，扩大我省优势产品出口。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深化苏陕、浙陕“飞地园区”建设，实现共建共管、在陕生产、税收分享。精准开展“班列招商、产业招引”，引导外向度高的适铁产业企业集聚发展，全面增强集群效应、磁场效应。

　　二、不断拓展辐射型贸易，打造商贸物流繁荣的经济圈。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为核心，持续完善商贸物流体系，强化“双向开放”能力和辐射效应。争创“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与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在中亚国家建设“中国小商品城”，推动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完善回程集结网络，拓展回程线路和货值，加大优质食品、木材、矿产等进口和再加工，建设进口商品集散中心。建立关中城市群班列协同机制，推动冷链专列、加工中转、数字报关等功能向西咸新区、临潼、渭南等地延伸，实现从“点状集中”向“网络扩散”升级。

　　三、主动对接国际化标准，打造制度协调创新的经济圈。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协同建立中欧班列开行全国协调机制，统一制定线路规划和货源分配机制，避免恶性竞争。支持西安深入开展铁路运单物权化改革试点，推动制定《国际陆运提单管理规范》，降低贸易风险。提升中欧班列数智化水平，深化“单一窗口”与沿线国家海关系统对接，推行“提前申报、智能审单、自动放行”模式，实现单证互认、关务协同、数据共享。整合涉外公证、仲裁等资源，推出“涉外法律服务包”，提升“一带一路”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能力水平。

　　四、积极发展陆港式金融，打造金融高效赋能的经济圈。完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推动金融服务与产业发展、商贸活动、企业需求相适配。升级“通丝路”跨境贸易综合服务平台，扩大跨境商贸人民币结算范围，优化清算流程，健全金融信息共享机制，打造跨境金融服务示范网点集群。创新陆港特色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铁路提单融资、供应链保理、汇率避险工具等业务，推广“出口数据贷”，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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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扩大内需基础是就业、核心在收入、成效看消费，推动就业、收入与消费协调发展，是培育内需驱动型经济体系的关键路径。

　　“十四五”期间，我省城乡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内需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然而，受以下因素影响，内需潜力仍未充分释放：一是消费信心不足。居民预防性储蓄过高，截至2025年底，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7.73万亿元，同比增长7.02%，高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的增速。二是整体收入水平不高。202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稳居全国第14位，人均GDP排名第12位，但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第19位，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第18位、第27位。三是消费结构不均衡。消费增长主要依赖餐饮、出行、生活服务等传统行业，文旅、金融服务、娱乐等新型消费占比偏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今年重点任务之首，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更好挖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我们应构建“稳就业-促增收-扩消费”的良性循环机制，加快培育内需驱动型经济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一、促进就业提质扩容，夯实内需驱动发展根基。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产业需求与人才培养联动机制，定期发布紧缺职业清单，动态调整高等学校和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鼓励重点企业与技工院校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依托“秦云就业”等数字化平台，建立全省劳动力资源数据库，推行“数字画像+精准匹配”服务模式，提升就业服务精准度。组织创业大赛、训练营等活动，支持大学生、科技人员等群体创新创业，激发创业带动就业活力。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建立“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机制，保障重点群体就业稳定。

　　二、聚焦增收扩面提效，激活内需驱动核心要素。健全劳动、知识、技术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实施工资性收入“倍增计划”，落实“新八级工”制度，推动工资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和高技能人才倾斜，对获评“三秦工匠”“陕西省技术能手”等荣誉的高技能人才给予薪资激励。推广“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化运营”模式，对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一规划招商，拓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合理调整机制，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救助，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基础消费能力。

　　三、落实提振消费政策，加快内需驱动效能转化。抢抓新一轮“两新”政策机遇，扩大对新能源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品的消费券补贴品类和投放规模，让老百姓“抢得上、买得到”。尽快出台餐饮、文旅等服务业消费券实施办法，让消费经济的“烟火气”旺起来。简化消费补贴申领流程，推行“免申即享”“即买即补”模式，提高政策落地效率。在重点商圈、消费聚集区设立维权服务站，在大型商超、连锁门店全面推行线下无理由退货制度，持续改善消费环境。针对直播电商、智能合约等新业态，健全包容审慎的监管机制，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度挖掘文旅消费潜力，加快培育首发经济、平台经济、银发经济，建设“商旅文体”融合消费集聚区、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推动消费场景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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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陕西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决扛起国家重要综合能源保障基地的政治担当，持续推动能源“稳控转”。2025年，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8.15亿吨、2430.7万吨、378.95亿立方米；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步伐加快，4个千亿级和11个百亿级现代化工及产业链延伸项目有序推进；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装机容量达651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51.1%，超过火电装机规模，能源结构实现历史性转变。

　　然而，我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化石能源发展后劲不足。煤炭老矿井减产、新开发区块接续难，油气开采增量递减，稳产保供压力加大。二是能源化工链条亟待延伸。核心技术突破不足，下游精细化工集群尚未形成，产品集中于低利润大宗原料，高端特种材料整体覆盖不足，传统燃料型炼厂“油化比”高达9:1，远高先进炼化一体化企业5:5。三是新兴能源产业有待培育。新能源受区域条件限制发展空间趋紧，氢能产业处于示范阶段，副产氢消纳仍有困难。四是能源消费结构还需优化。“十四五”期间，能耗总量由1.44亿吨标准煤攀升至1.86亿吨，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规上工业能源消费量的90.2%，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低于全国均值，新兴技术应用场景有待丰富。

　　能源工业是全省首位支柱产业。“十五五”时期，应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推动现代能源产业集群提质增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一、夯实化石能源兜底作用，筑牢现代能源产业集群压舱石。协同推进煤炭优质产能释放和落后低效产能淘汰，在榆神、榆横等特大矿区优化煤炭产能布局，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加强煤基固废循环利用与废弃矿区治理。加大油气资源及深层煤层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促进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多能互补融合发展。

　　二、推动化工产业创新发展，提升现代能源产业集群竞争力。以榆林国家能源革命示范区建设为引领，着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积极发展煤基特种燃料、生物可降解材料等，推动煤制芳烃、合成气直接制低碳烯烃产业化突破，提高煤炭的综合利用效能。建立“能源基地+装备制造”协同发展机制，鼓励大宗化工原料向日化、轻纺、特种橡胶、高端膜材料等高价值市场延伸。

　　三、统筹新型能源多元布局，激发现代能源产业集群新动能。发挥科创、场景及区位优势，建设区域新能源汇集整合枢纽，拓宽新能源与产业耦合发展新空间。结合榆林、延安、渭南三大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推进“光伏+治沙”“光伏+农业”模式创新。依托陕北丰富副产氢打造“制储运加用”全产业链集群，争创全国氢能产业发展示范标杆；主动布局输氢通道，以副产氢增产盐化工，推动氢能跨链应用，为后期向关中地区延伸做好准备。利用陕北盐穴和废弃矿井探索空气压缩储能，依托陕南丰富钒矿发展全钒液流电池，打造多元储能产业。

　　四、加快用能绿色低碳转型，激发现代能源产业集群活跃度。以新兴能源技术为引擎，在特大矿区、工业园区等领域打造综合能源利用标杆，促进能源高效技术协同应用。立足碳达峰目标，创新自愿减排方法学，推动自愿减排项目落地。建立省级重点能源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试行碳标签制度，引领产业低碳转型。发挥隆基、比亚迪等用能侧低碳龙头企业带动作用，统筹布局能源链供需侧、产业链上下游、供应链前后端，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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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也直接决定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向。2025年全省共有各级各类学校1.29万所，在校生836.44万人，专任教师56.32万人，教育体系规模庞大。但当前支撑教育规模扩张的人口基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教育资源的配置模式、管理体制和政策工具尚未完全适应这一新常态。主要表现在：

　　一是教育资源阶段性过剩。我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三年负增长，出生人口较2014年下降近24%。2025年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同比减少839所，在校生下降13.32万人。全省小学在校生规模已在2023年达峰，预计初中2026年达峰、高中2029年达峰、大学学龄人口2035年达峰，梯次变动、错位达峰的特征逐渐显现。二是教育资源区域性分化。2025年我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17%，人口加速向中心城市和县域中心集中，“城镇挤、乡村弱”问题仍然存在。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供给压力增加，人口流出地学校则面临生源不足问题。三是教育资源滞后性配置。学校建设周期长、资源调整成本高，而人口变化具有动态性和波动性，造成“需求已变、供给未动”的结构性矛盾。

　　人口变动正在给教育带来一场静水深流的变革。我省“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建议从全省发展大局出发，加快完善“三大机制”，推动教育资源配置主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

　　一、建立人口变化与教育资源匹配的动态监测机制。整合公安、卫健、教育等部门数据，依据学龄人口、区域迁徙、城镇规划、产业布局等核心变量，开发动态更新的未来5-10年学龄人口预测系统，建立“人口-教育”联动科学模型，研判教育需求变化。加强分级分类预警响应，建立省市县三级体系，根据学龄人口预测结果，对资源过剩风险较高的区域提前3-5年发布收缩调整预警，对资源缺口较大的区域及时下达供给扩容提示。实行教育规划动态调整，紧密衔接人口发展规划，根据人口变化趋势定期评估和调整学校布局、师资编制、经费投入等规划指标。

　　二、健全人口变化与教育资源匹配的统筹调配机制。探索集团化、名校办分校等办学模式，借助城市更新、产业园区配套等政策，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学位供给弹性。探索教育资源退出和转型方式，将人口流出地闲置校舍、土地等资产改造为社区活动中心、养老服务设施等，服务多元化发展需求。动态调配跨区域教师编制，建立教师编制“周转池”“调剂库”，深化“县管校聘”改革，完善教师交流轮岗机制，鼓励优秀教师从超编学校向缺编学校、从城镇学校向农村学校流动。完善经费保障和分担制度，试行基于学生数量变化的生均公用经费动态核拨办法，推动实现“钱随人走”。

　　三、完善人口变化与教育资源匹配的综合改革机制。优化教育体系结构，加快落实标准化高中建设、县中振兴等措施，深化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扩大省内“双一流”高校招生规模，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等教育扩容提质。加快教育教学模式创新，推广弹性学区方式，以优质校带动薄弱校，提升存量资源效益。探索弹性班级制和走班教学，深化小班化教学改革，鼓励发展职普融通、综合高中等多元形态，增强学校结构适应性。推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强用好陕西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施远程支教公益项目，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服务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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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感知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我省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扎实推进，实现了从“被动接访”到“主动下访”、从“程序空转”到“实质办结”的深刻转变。

　　当前，陕西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期，社会转型加速、矛盾易发多发，一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仍需破解：一是“防”的篱笆扎得还不够牢。部分基层对矛盾隐患感知不够及时，易陷入“救火式”处置。二是“法”的权威还需进一步树立。“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思维惯性依然存在，部分领域政策衔接不畅、法律解释不清，导致群众维权路径梗阻。三是“合”的机制还需持续深化。多部门、多主体联动化解复杂矛盾的合力有待增强。

　　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信访工作置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统筹谋划，持续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将信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

　　一、站稳人民立场，在解决急难愁盼上倾心倾力。充分发挥信访制度作为群众权利救济补充渠道和民主监督重要载体的作用，对信访群众不怕、不躲、不堵，做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保障其理性合法诉求。坚持人民至上，以政策温度暖民心、法治力度护民利、协商广度聚民智，努力做到既解开“法结”、又化解“心结”，为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持久而深厚的动力。

　　二、强化源头治理，在夯实基层基础上持续用力。完善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化解机制，推动从“坐堂接诊”向“主动出诊”的常态化转变，将干部下访与网格化管理、常态化摸排走访紧密结合，对民生领域苗头性问题主动介入、提前干预。推进综治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源头治理平台建设，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确保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公证等程序的有机衔接和相互协调，努力实现群众解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三、深化法治保障，在规范权力运行上精准发力。全面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细化配套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工作流程和时限要求。按照征地拆迁、城乡建设等信访高发领域分类遴选专业律师，组建全省统一下访律师库，推行“干部+律师”下访新模式，精准解读政策，厘清诉求合理边界，引导群众依法维权。建立“即问即答+专题会商”机制，当场解答一般性问题，会商化解复杂疑难事项，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

　　四、搭建协商平台，在推动多元共治上凝聚合力。强化政协协商同基层协商深度融合，鼓励通过“院落协商”“板凳会议”以及各级政协委员工作室等载体，聚焦信访反映集中的共性难题、历史遗留问题或涉及多方利益的复杂矛盾，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协商议事活动，把“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人民民主真谛真真切切落实在基层工作中。加快整合信访信息系统，优化“互联网+信访”服务，搭建线上协商渠道。探索建立政协委员参与调解工作机制，组织委员深入本领域本界别开展矛盾调处，定期将普遍性、预警性问题转化为高质量的提案、信息或专项报告，让群众感到“政协很近、委员很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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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时期，我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七个提升工程”，粮食产量突破1350万吨，建成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1008个，苹果、猕猴桃、羊乳3个产业体量稳居全国第一，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调研发现，我省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产业发展薄弱。集体经济中约70%为合作社形式，管理人才缺乏、产业效益偏低、产品市场竞争力不足，大量乡村企业难以正常运转。二是内生动能匮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文化传承乏力，农村空心化形势严峻，软实力提升迫在眉睫。三是资金投入效能偏低。涉农资金中约95%投入基础设施提升项目，部分项目资金杠杆撬动作用有限，能效发挥不足50%，建成设备使用率低于20%。四是项目规划管理不善。部分市县产业基地无序扩张，加工车间闲置现象突出，项目烂尾情况时有发生。展望“十五五”，如何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愿景转化为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是陕西必须答好的重要考题。

　　一、聚焦“宜居”，推动乡村环境从“安居”到“乐居”的稳步转变。完善基础设施，推进道路硬化、供水供电、网络通信、污水处理等工程，夯实宜居“硬基础”。建设村级卫生室、养老服务中心、文化活动站，引入远程医疗、教育等资源，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注重环境整治与人居改善，推进垃圾治理、厕所革命、村貌美化，鼓励村民对自住房进行安全宜居改造。发挥村“两委”引领作用，培育乡贤、志愿者队伍，组织文化活动，重建邻里纽带与社区认同，让村庄既有舒适环境，更有温情与归属感。

　　二、聚焦“宜业”，推动乡村产业从“单一”到“融合”的转型升级。做强特色农业，打造如“洛川苹果”“汉中仙毫”等区域公共品牌，提升“陕字号”农产品竞争力。对苹果、茶叶、猕猴桃等优势产业，稳定项目资金支持，狠抓绩效管理，确保涉农企业正常运转。精准投放涉农资金，将支持重点由前端的增面积、强加工，转向后端的育品牌、拓市场等关键环节，全力打通“产得好”到“卖得好”的通道。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引导民营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设“村镇社区工厂”，解决好返乡滞乡人口就业问题。

　　三、聚焦“和美”，推动乡村文化从“传承”到“活化”的内涵升华。加强古村落保护，推行“一村一策”保护措施，让古村落、古建筑留住形、守住魂。注重乡村文化产业培育，通过非遗传承人评选、建设乡村非遗工坊等方式，支持民间技艺延续发展。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丰富农村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开展“戏曲进乡村”“红色故事会”“村晚”等文化惠民活动，引导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

　　四、聚焦“善治”，推动乡村治理从“管理”到“协同”的效能提升。加强党建引领，深化“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广村民议事会、民主听证会，让村民自觉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加强农村法律服务供给，切实提升乡村法治水平和能力。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发挥道德模范引领作用，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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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既是发挥国家创新战略支点作用的重大任务，也是赋予陕西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2022年底获批建设以来，组建光伏、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创新中心，21个产业创新聚集区企业产值超过3000亿元，一批重点实验室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相继落地，参加“三项改革”单位超过200家，近5万项科技成果实现转移转化，创新策源能力不断提升，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但还存在以下问题和短板：一是技术创新方面的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全省R&D投入强度虽位列西部第一，但增速与规模不匹配，总规模与成都一个城市的研发经费相当。二是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偏弱。省内科研成果转化率不足40%，政府平台智能匹配和精准服务企业的功能还需提升。三是“专精特新”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有待提升。截至2025年，我省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仅有240余家，数量不到安徽的三分之一。

　　“十五五”时期，我省应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不断提升全省科技创新整体效能，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一、加快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提升创新策源能力上发挥引领作用。聚焦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找准国家所需和陕西所能的结合点，主动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推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大科学装置加快落地陕西。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基础学科攻坚+交叉学科突破”双轮驱动，围绕优势产业，支持领军企业、高校院所共建国家产业创新中心。放大创新中心资源磁吸效应，强化秦创原“总窗口”平台辐射带动作用，探索建立“沿途下蛋”机制，打造“航母级”研究平台，形成覆盖时间频率、激光技术、生物医学、能源聚变等战略领域的大科学装置梯次发展格局。

　　二、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在激发科技体制改革活力上发挥引领作用。扩大“三项改革”试点范围，完善科研经费管理评价机制，赋予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更大自主权。推广“免申即享”政策兑现模式，建立惠企资金直达快享的财政保障机制，将传统“申请-审核-拨付”流程压减为“确认-拨付”两步，提高拨付效率。搭建校企研协同创新平台，大力发展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推广“科学家＋工程师”“校招共用”模式，健全以转化效益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培养引进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建立“产业导师库”，全面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选聘“科技副总”“科技顾问”，及时把科技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

　　三、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发挥引领作用。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体系化、任务型联合攻关，动态更新“四链”融合图谱，针对关键核心技术实施“揭榜挂帅”，加速成果转化。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赛马”机制和科技企业成长加速机制，培育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格局。健全“企业出题、产学研协同解决”机制，鼓励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强化金融支撑，发挥科创基金引领作用，深化技术产权资产证券化，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有效激活企业创新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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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为广大民营企业带来了和煦春风，也为民营经济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省委、省政府积极宣传贯彻，开展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七大行动”，让我们倍感温暖、备受振奋。

　　然而通过深入多地、多行业的调研，也了解到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认知层面存在“温差”。部分基层干部和执法人员对法律要义理解不深，仍存在“重管理、轻服务”的惯性思维。二是政策协同存在“落差”。省内各级配套细则出台较慢，部分现行规范性文件与法律精神不符，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投标等领域隐性壁垒仍未完全消除，法律条款在基层“悬空”。三是要素保障存在“位差”。金融机构“惧贷”“惜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方式推广遇阻。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在落户、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仍处劣势，高素质人才“引不来、留不住”。四是权益保护存在“偏差”。个别地方行政执法简单化、“一刀切”，涉企案件久拖不决、执行难等问题依然存在，企业维权成本高、周期长。

　　民营企业强则陕西强，民营经济兴则陕西兴。应以深化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为牵引，坚持“破立并举”、拿出务实举措，让民营企业增底气、强信心、愿投资、敢创新，全面推动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破“认知局限”，立“服务为先”的行动自觉。将《民营经济促进法》纳入各级干部必修课，重点对基层公务人员、窗口人员和执法人员进行“案例式”培训，推动“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理念深植人心。推行“政企互派实训”机制，组织基层干部走进民企，邀请优秀民营企业家走进党校课堂，双向打破认知壁垒。坚持“政策找人、服务找企”，优化“陕企通”平台功能，打造“政策智能匹配引擎”，实现惠企政策、涉企服务精准直达。

　　二、破“政策空转”，立“贯通衔接”的制度体系。加强省级层面统筹，尽快出台《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完善各地及相关部门配套政策制度，全面清理与法律精神不符的规范性文件。重点破解市场准入隐性壁垒，推行公共资源类项目暗标评审试点，让民营企业在招投标、审批许可等领域享有平等机会。建立“链主企业+配套民企”协同机制，推动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力争重点产业链中民营企业配套占比提升至60%以上。

　　三、破“要素制约”，立“解难赋能”的支持体系。推广“秦信融”征信平台应用，创新“知识产权质押+信用贷”模式，建立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补偿机制，破解“惧贷”“惜贷”难题。实施民营企业人才“平等待遇”工程，将户籍落户、住房安居、子女教育等纳入“一站式”服务，通过“校地企共建”定向培养技能人才，让民营企业“引才易、留才稳”。深化秦创原平台赋能，进一步推广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等重点改革举措，支持民营企业牵头建设创新平台，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

　　四、破“权益隐忧”，立“透明可靠”的法治环境。全面推广涉企行政执法观察员制度，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协会代表、媒体记者及企业家代表等，对涉企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现场监督评议，倒逼执法行为更加规范、透明、文明。加快建立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中心，整合行政、司法、仲裁资源，提供“申请-预警-维权”一站式服务，降低维权成本。在法院、仲裁机构设立民营企业法律服务绿色通道，推行涉企案件繁简分流，让涉企纠纷“快办快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