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晚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万科A，000002.SZ）发布公告，因到龄退休，郁亮当日向万科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执行副总裁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万科任何职务。

　　出生于1965年的郁亮，已年满60周岁。公告并未对其任职贡献有所表述，仅明确辞职即日生效，并与公司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其辞任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和公司的日常经营。

　　公开信息显示，郁亮198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就职于深圳外贸集团。1990年，25岁的郁亮加入万科，彼时这家刚完成股份制改造三年的企业，正处于从多元化经营向房地产专业化转型的关键期。

　　1994年，资本市场早期控制权争夺战“君万之争”爆发，时任万科财务顾问公司总经理的郁亮深度参与资本运作并协助管理层巩固控制权，也正是这一年，其跻身万科董事会决策层。此后数年，郁亮的职业进阶始终与万科的发展节奏同频：1999年万科创始人王石辞去总经理职务，郁亮被任命为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2001年，36岁的郁亮正式接任总经理（总裁），那一年万科的销售额仅约30亿元。

　　2018年秋天，当郁亮在万科内部会议上抛出“活下去”三个字时，会场内外一片错愕与不解。彼时，中国房地产行业看似烈火烹油，销售额记录月月刷新，“冲万亿”是同行们心照不宣的狂想。作为行业龙头，万科的掌舵者却发出了如此“丧气”的预警，那一刻，郁亮像极了希腊神话中的卡珊德拉，拥有预知灾难的能力，却无人相信她的预言。

　　七年之后，2026年初，60岁的郁亮正式退休，预言家功成身退，而他曾奋力掌舵的巨轮万科，却依然在债务与信任的惊涛骇浪中剧烈颠簸，远未抵达安全的港湾。“活下去”的呐喊言犹在耳，喊话的人已转身离场，留下的，是一个仍在为“活下去”而苦苦挣扎的万科。这巨大的历史反差，不仅关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落幕，更深刻地映射出一个时代的狂飙与急刹，以及个人远见在集体惯性面前的无力与局限。

　　郁亮是清醒的，甚至因其财务出身而显得“过度”谨慎，从“白银时代”到“黑铁时代”，他的预警步步升级，用词一次比一次冷峻。这绝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基于财务报表的严谨推演和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敬畏，他看到了高杠杆下堆积的债务雪山，听到了现金流紧绷的冰川碎裂之声。在某种意义上，他尽了一个优秀职业经理人和“吹哨人”的责任。

　　然而，看清风暴与带领巨轮安然穿越风暴，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作为万科这艘已经惯性巨大、且承载着无数股东、员工、业主期望的巨轮船长，他的角色不仅是预言家，更是操盘手。在行业依然被增长幻梦裹挟、资本市场仍以规模论英雄、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复杂生态中，即便是龙头企业的掌舵者，其纠偏与转向的幅度和速度，也受到重重制约。

　　个人对风险的先知先觉，未必能立即转化为企业战略的彻底重塑，当行业系统性风险如海啸般袭来时，任何一艘船，即便是建造最精良、船长最有经验的船，都可能面临灭顶之虞。郁亮的困境在于，他指出了冰山，却难以在船体惯性、船员期待与股东意志的合力下，让巨轮实现足够迅疾的转向。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漫长的“预言与宿命”的纠缠，郁亮近年来的种种努力，出售资产、狠抓回款、强调现金流，无不是试图将“活下去”的预警化为具体的求生动作。然而，周期下行的力量与历史积累的债务包袱，其沉重程度远超想象，截至2025年三季度，万科那令人触目惊心的债务数字，以及债券展期方案遭遇的艰难博弈，无不说明危机已深入骨髓。大股东深铁集团的全面接管与输血，是救命稻草，但也标志着万科彻底告别了王石、郁亮时代所代表的职业经理人主导的经典现代企业制度范式，进入了“国资主导”的新阶段。

　　郁亮的退休，在此刻显得顺理成章，甚至带有一丝“时穷节乃见”的悲壮，他的离开，是一个象征性的句点，那个凭借个人智慧、市场嗅觉与职业精神就能引领企业乘风破浪的时代，至少在房地产业，已经落幕。

　　郁亮退休了，万科仍在深渊边缘，这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远见卓识固然珍贵，但企业的命运、行业的兴衰，更多由更宏大的结构性力量所决定，货币政策的潮汐、土地制度的框架、人口结构的变迁、社会预期的扭转。它告诉我们，从预见危机到成功化解危机，中间隔着千山万水，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以及可能超出企业自身能力的系统性救助。

　　它更告诉我们，那个建立在土地金融与高速城镇化基础上的“野蛮生长”时代，已经铁幕落下，郁亮们的故事，是那个时代最精彩的注脚之一，他们的崛起、辉煌、预警与挣扎，共同构成了中国商业史上波澜壮阔又发人深省的一章。

　　如今，深铁入主，黄力平接棒，万科的自救进入国资深度介入的“下半场”，债务重组、资产盘活、保交楼……每一项都是艰巨的工程。郁亮的身影逐渐远去，他留下的“活下去”的命题，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而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万科人，乃至整个行业的心头。预言家可以退休，但生存之战，没有终点，万科的最终命运，将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存亡，更将成为中国房地产艰难转型时代一个最具指标意义的观察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