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记者梳理发现

　　自2021年以来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已先后公布823家“假国企”名单

　　这些假冒的“国家队”不仅数量惊人

　　更擅长包装出极具迷惑性的名头

　　“中”字头、“国”字头频现

　　在信息透明度空前提升的今天

　　仅凭“国字号”就能一路畅通无阻吗？

　　假国企又是如何被“洗白”的呢？

　　谁在制造假冒“国家队”

　　中电投城市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国能华源（天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第四冶金建设公司上海第四分公司……这些企业名称看似“根正苗红”，实则是子虚乌有的假国企。梳理其命名规律发现，“中”字头、“国”字头占比极高，业务覆盖能源、航空航天、产业园开发等多个领域，更有甚者在工商注册信息中直接标注“国资委100%控股”，极具迷惑性。

　　事实上，假冒国企并非新鲜现象。尽管公安部、国资委等部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每年定期公开曝光假冒国企名单，但此类行为仍屡禁不止，在部分地区还呈现出专业化、隐蔽化、链条化的新特征。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胡迟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分析，假冒国企行为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部分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企图借助国企、央企的光环、品牌信誉、政策优势与资质背景，在招投标、融资贷款、商业合作等环节牟取不正当利益，比如凭借“国企”身份挤走竞争对手中标，以更低利率获取融资，或骗取地方政策倾斜。这些行为一旦出现风险，不仅会严重损害真正国企央企的声誉，更会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公平竞争环境。

　　“只要这种逐利的根本动机存在，类似行为就难以彻底绝迹。”胡迟坦言，随着监管治理力度持续加码，假冒国企的手段也在不断“迭代升级”，从早期简单的伪造公章、虚假注册，逐渐演变为更具迷惑性的复杂操作。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则表示，假冒国企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因社会声誉高、公众信任度强，在招标等环节更容易获得青睐。

　　公安部2023年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当前，一些犯罪嫌疑人主要通过伪造国企央企公文印章，打着国企央企旗号从事非法商业运营、虚构投资项目等方式实施诈骗，受害者不仅包括普通民众和企业，甚至不乏地方政府。那么，这些“李鬼”究竟是如何突破层层审核，完成从“李鬼”到“李逵”的洗白戏码的呢？

　　假国企的三步洗白之路

　　假冒国企的骗术虽不算新奇，但其包装手法却极为精密，已形成一套环环相扣的操作链条。《方圆》记者梳理相关案件发现，目前“假国企”乱象主要表现为四大形式：伪造国资背景、虚假挂靠、注册名称中违规使用“中”“国”字样、通过股权结构嵌套制造关联假象。

　　第一步：把“中”“国”直接嵌入公司名称，制造“国家队”光环。《方圆》记者梳理2023年国资委发布的第三批假冒国企名单（共295家）发现，仅包含“中国”字样的企业就有39家，带“中”字头的更高达161家，“国”字头与“中”字头合计占比超六成，直观强化了“国企”身份的辨识度。

　　更有甚者，伪造“萝卜章”行骗。如安徽省马鞍山市一起假冒央企实施合同诈骗案件里，犯罪团伙通过伪造印有“中国国电”字样的名片、合同文本、公司标牌、企业宣传图等，冒充中国国电集团下属企业。

　　第二步：在名号伪装基础上，造假者进一步通过股权设计制造“背景迷宫”，核心套路是：伪造“国字头”母公司→设立多层空壳公司→以国企央企身份对接地方招商→套取政策红利与资源。这种“套娃式”结构通过母、子、孙公司层层嵌套，大幅增加审查难度，“真身”隐于重重股权之后，难以被轻易识别。

　　更隐蔽的是内外勾结的“挂靠”模式，形成天然“保护色”。胡迟指出，部分民企主动寻求与国企合资，甚至提出让国企出“干股”，本质上仍是企图戴上“红帽子”。尽管国家鼓励混合所有制改革，但不法分子利用这一形式，以合法外壳掩盖其非法目的。

　　知本咨询公司国企产权研究院院长常砚军向《方圆》记者进一步分析，当前假国企已从早期“硬蹭”（直接伪造材料）演变为更隐蔽的三类新型手法。

　　一是混改退出型。部分国企在混改后退出合作企业、不再控股，但若未及时要求对方更名（按规定非控股后必须改名），这些企业仍可顶着原国企“名头”活动，误导外界。

　　二是复杂结构型。利用大型集团层级多、结构复杂的特点，在末端或非重要子公司层面做手脚（如虚假投资），让人误判其拥有国企背景。

　　三是半真半假型。通过“挂靠”成为国企旗下某层级公司的子公司，但非正规投资关系，而是依赖内部人员利益输送或其他非法手段。

　　“其中，‘半真半假型’因有‘内部人’站台背书，欺骗性最强。”胡迟透露，部分国企内部人员因收受好处、熟人关系或亲属纽带，放任甚至协助挂靠、出借资质，导致地方单位更难甄别。

　　第三步：包装“高大上”项目——造假者往往抓住地方发展新兴产业的迫切心态，包装出符合地方产业方向的“高大上”项目，利用地方政府对“国字号”背景的天然信任，在短期内促成合作。

　　胡迟介绍说，其具体表现为：一是项目规模大，动辄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二是多属于一些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新趋势、新风口、新赛道初现，总伴随着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的人打信息差，利用技术、地域等信息壁垒瞒天过海。

　　例如，北京孔效正、刘治学等5人，冒充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并伪造相关部委文件，宣称将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投资高达“千万亿元级别”的项目，对外发包并承诺“接下即有巨额回报”。消息扩散后，浙江、江苏等地20余名老板、商人嗅得“商机”纷纷入局，最终被骗走了600余万元“保证金”。2024年12月28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分别对孔效正、刘治学等5人判处有期徒刑。

　　又如，2023年6月，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一总投资350亿元的光伏制氢项目在中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自称隶属国家电投的“中广通科技”参与其中。但光伏制氢成本高、耗水量大，酒泉的区位条件并无优势，这一不合常理的投资引发公众疑惑。随后，国家电投率先打假，明确“中广通科技”为冒牌央企，其资质、手续、投资额及设备均系伪造。万幸的是，该项目因规模离谱引发业界震动和媒体关注，骗局被及时戳穿，未造成重大损失。

　　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办理的“中国梦”项目诈骗案中，犯罪分子宣称“国家有个福利政策，叫作‘中国梦’项目，这都是有‘国家红头文件’支持的。只需缴纳168元的会费，就能参加这个项目，能分红、能消除前科劣迹、能当国家公务员，还能分配房子……”这个承诺“好得离谱”的项目，居然发展出数万名会员。经虹口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25年11月27日，已经有部分主要被告人以诈骗罪被判刑。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吴拓向《方圆》记者表示，还有部分人员利用曾承接过涉密项目的国企任职经历，离职后冒充该国企领导实施诈骗。他们借助这类国企管理严格、外人不便核实身份的便利，以曾任职期间的工作事务为由联系企业洽谈项目，随后以项目急需资金、调配资源等名义，要求企业先行垫付费用或转账至指定账户，进而骗取钱财。此类行为不仅损害相关国企声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还因涉密背景导致调查取证难度较大。

　　此外，造假手段还在不断升级，甚至形成灰色产业链，中介可以提供“明码标价”的服务。2023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接到一家国企报案，反映被山西某公司虚假挂靠。一个月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也接到类似报案，反映被湖南某公司虚假挂靠。涉事国企被登记为该两家公司“全资控股股东”。

　　调查发现，这些假国企在注册时提交的法人授权书、母公司营业执照、股权决议等材料全部伪造，均通过修图、伪造公文印章等手段制作。2024年2月，北京警方破获一起批量用假证件注册假国企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警方发现，这伙人利用假资料注册假国企后，对外销售假国企下属的一至五级子公司身份，一级子公司大概在200万元至800万元不等，五级子公司大概在20万元至50万元不等。

　　即便遭到打假，假国企还可通过“平移”方式变更成为其他国企下属公司。例如，广东广州三航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3月变更为某央企子公司，同年10月被国资委列为假冒国企曝光。大约半年后，其先变更为个人独资企业，随后又通过两次股东变更，“平移”至另一家当时显示为国资背景的公司旗下。第二次“挂靠”后，新的国资股东也在约5个月后被国资委列为假冒国企。该企业后续再次变更股东。

　　假国企的巨大危害

　　从名号包装到股权迷宫，从挂靠牟利到项目设局，假国企的洗白链条已形成精密分工与成熟模式。假国企的危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蔓延，对市场秩序、经济安全到政府公信力、国企品牌信誉，形成全方位的冲击。

　　“首先是直接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公平竞争生态。”胡迟表示，凭借“国字号”光环的天然信任优势，假国企在商业活动中屡屡“降维打击”：招投标环节中，以“国家队”身份挤走合规企业中标；融资场景中，利用虚假背景获取更低利率的贷款；合作洽谈时，轻松骗取地方政策倾斜与资源支持，让合法经营企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

　　其次是暗藏高额经济诈骗风险，威胁企业与金融机构财产安全。假国企的身份伪装，常被用作诈骗工具。例如，甘肃省酒泉市公安机关打掉一个假冒“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央企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宋某、黄某等犯罪嫌疑人8名，涉案金额1亿元。经查，该犯罪团伙利用伪造的“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资料，冒充央企工作人员在银行开立企业对公账户，并以该对公账户签发3400万元人民币的商业承兑汇票，向第三方公司转让获取贴现实施诈骗。目前该案已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此类行为还会严重透支政府公信力，损害央企国企长期积累的市场声誉。”胡迟说，地方政府对“国字号”项目的天然信任，常被不法分子精准利用。当一个号称投资158亿元的“超级项目”最终被证实投资方是假冒国企时，项目搁浅不仅意味着前期投入的财政资金、土地资源付诸东流，更会让公众对政府招商筛选能力、项目审核机制产生质疑，直接削弱政府机关在市场主体与地方群众中的信誉和形象，威胁央企品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