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我家人，就是围猎我，是一样的，围蒋忠良、围蒋斌良、围我家里人就可以，他们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蒋超良的这句忏悔，字字戳心，直接撕开了一场潜伏金融系统三十余年的“家族式腐败”黑幕。谁能想到，这位从银行普通办事员一路做到农行董事长、交行董事长、国开行行长的金融“老兵”，没把半辈子浸淫行业的经验用在守护金融安全上，反倒带着两个亲弟弟，把自己深耕多年的银行系统变成了敛财的“自留地”，最后三兄弟一起栽进腐败深渊，一个都没跑。

　　蒋超良跟金融系统的缘分，得从1981年说起。那年他从湖南财经学院毕业，直接进了中国农业银行计划部，从最基层的岗位做起。在农行的十几年里，他一步步往上爬，副处长、处长、综合计划部主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几乎把银行核心部门轮了个遍。天天跟信贷审批、项目采购、资金调配打交道，他比谁都清楚这些环节里的“权力分量”，也比谁都明白，只要稍微松松口子，就能换来实打实的利益。

　　也就是在农行当中层那几年，商人李远光盯上了他。同为湖南老乡，李远光摸准了蒋超良重家庭、念乡情的软肋，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软围猎”。每年春节回老家，李远光第一件事就是去给蒋超良的母亲拜年，知道老人爱打麻将，就把2万块礼金换成一沓沓小票子，笑着说“给您打牌零用”，让老人没法拒绝；蒋家孩子上学、父母生病，他比自家人还上心，随叫随到、出钱出力，硬生生把自己熬成了蒋家的“贴心人”。

　　这十年里，李远光从没提过任何要求，可蒋超良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等到他后来坐上农行董事长的“一把手”位置，手握全国性大行的信贷审批、集中采购大权，李远光终于开口了——想要拿下农行的大额ATM机集中采购项目。蒋超良一句话的事，李远光的公司就顺利中标，赚得盆满钵满。为了绑死这段关系，李远光还主动邀请蒋超良的弟弟零成本“入股”，用这种隐蔽的方式输送利益，往后不管是贷款审批还是项目合作，蒋超良对李远光几乎是有求必应。

　　在金融系统待得越久，蒋超良的权力越大，对家人的“照顾”也越来越没底线。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反复叮嘱“照顾好弟弟”，这句话成了他滥用权力的“挡箭牌”。从农行到央行深圳分行、广州分行，再到交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蒋超良在金融系统的职务一升再升，手里的资源越来越多，两个弟弟蒋斌良、蒋忠良也跟着“鸡犬升天”。

　　四弟蒋斌良看着大哥在金融圈呼风唤雨，心里早就动了歪心思。他直接辞了正经工作，天天围着商人老板转，借着蒋超良在银行的人脉和资源，当起了“中间人”。不管是企业要贷款，还是要拿银行的合作项目，只要蒋斌良在大哥面前递句话，事情基本就能成，而他自己则坐收巨额回扣。日子一久，蒋斌良彻底飘了，打高尔夫、买豪车、建别墅，过着奢靡无度的生活，嘴里还念叨着“依附大哥来钱快，谁还愿意干正经活”。

　　五弟蒋忠良看着四哥过得风生水起，也红了眼，直接跟蒋超良说“不想上班，想拉拉皮条、提提篮子”。蒋超良不仅没骂他，反而默许了这种行为，让他成了自己金融权力的“代言人”。尤其是蒋超良后来主政湖北，蒋忠良更是活跃，不少商人通过他搭上蒋超良的线，再靠着蒋超良在金融系统的旧部和资源，轻松搞定贷款、融资这些关键事，形成了“弟弟牵线—大哥打招呼—银行放行”的腐败链条。

　　蒋超良在金融系统几十年攒下的权力和人脉，早就成了家人的“提款机”。就连家里保姆买房，他都第一时间想到找李远光要钱，对方二话不说就拿出60万购房款，还额外多给10万让保姆买家具。在他眼里，自己在银行系统混了半辈子，这些“便利”都是应得的，根本没把金融安全、市场公平放在心上。

　　更让人不齿的是，他还把金融系统的腐败逻辑带到了地方政坛。孝感市委原书记潘启胜，原本只是一家省属企业的董事长，他通过巴结蒋忠良搭上蒋超良后，一年内连升两级，直接坐上孝感市委书记的位置。而潘启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孝感的重大项目、融资业务全交给蒋忠良运作，再通过蒋忠良对接银行资源，形成了“攀附权力—权力变现—金融支持”的腐败闭环。在当地，“关系”比资质重要，“后台”比实力管用，本应服务实体经济的银行资金，成了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可权力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2020年蒋超良被免去湖北省委书记职务后，那些之前围着蒋家兄弟转的老板、官员瞬间变脸，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之前的热络劲儿荡然无存。蒋忠良后来坦言：“从半空中一下跌到地上，身边一下就安静了，那些求着我的人，跑得比谁都快。”

　　2025年2月，蒋超良接受审查调查；同年10月，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他的两个弟弟蒋斌良、蒋忠良，也因参与共同腐败，一同沦为涉案人员，等着他们的是法律的严惩。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更对不起我工作过的那些金融机构。”面对镜头，蒋超良满脸悔恨。他终于明白，自己在金融系统摸爬滚打几十年，本该守护金融安全，却把公权当成了照顾弟弟、谋取私利的工具；那些商人对家人的“贴心”，本质上都是瞄准他金融权力的“围猎”，而他早已默许了这种围猎，亲手把家人和自己推向了深渊。

　　蒋斌良痛哭流涕地忏悔，自己当初贪图享乐的想法，让他一步步走进了深渊；蒋忠良也悔不当初，承认自己是“眼红四哥的好日子”，才走上了“拉皮条”的歪路。曾经的兄弟情深，最终变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悲剧，三人用自由为自己的贪婪买了单。

　　蒋超良的案子，给所有金融系统的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深耕行业几十年的经历，该是守护廉洁的底气，而不是权力寻租的资本；金融系统掌控着巨额资金，每一笔贷款、每一次审批都关乎国计民生，容不得半点私心；家风建设绝不是小事，尤其是金融系统的干部，更要管好家人亲属，不能让亲情成为腐败的“突破口”，更不能像蒋超良这样，默许“围猎家人”的行为，最终被一起拖入泥潭；而银行等金融机构更要扎紧制度笼子，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切断“权力—亲属—商人”的腐败链条，让金融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农行普通干部到全国人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从金融“老兵”到阶下囚，蒋超良的堕落轨迹深刻说明：无论在哪个行业、身居何职，只要把公权当私产、把公共资源当敛财工具，终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而“围猎家人”从来都不是小事，默许这种围猎，就是默许自己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