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的关键之年。各省的地方金融格局正在迎来巨大变革，而农商行们则是这场变革的主角。

　　2026年初，成都农商行宣布，其资产规模已突破万亿元大关。它成为全国第五家、中西部非直辖市城市中第一个破万亿的农商行。至此，万亿农商行“五强格局”正式落定。

　　第五家“万亿农商行”

　　在中国农信体系的金字塔尖，万亿级农商行长期以来是直辖市的“特权”。从重庆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到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无一不背靠行政级别极高、金融资源极度集中的超级城市。

　　图：全国五家万亿农商行情况

　　而成都农商行，是新一线、非直辖的首个破万亿的农商行。它的入局，不仅刷新了西部地方法人银行的历史纪录，也标志着西部金融力量的实质性崛起。

　　在区域经济增速换挡、息差收窄的大背景下，成都农商行的“破局”，颇令业界关注。

　　成都农商行前身是成都农信社，经改制于2010年初挂牌开业，次年增资扩股至100亿元。这次万亿之路，始于五年前一次至关重要的“复位”。

　　2020年6月，该行完成股权结构调整，成都市、区两级国资合计持股近80%，成为实际控制人。

　　这次“回归国有”，终结了此前股权相对分散的阶段，为其后续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治理基础。五年间，成都农商行的资产规模从5000亿级跨越至万亿级。

　　对任何一家银行而言，首破“万亿”规模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不止是其业务拓展规模的市占率达到了一定的量级，还更应该注重质的提升，也是市场新变局下金融监管层对银行稳健发展的要求。

　　2025年前三季度，成都农商银行实现并表营收142.33亿元，较上年同期132.59亿元新增9.74亿元，增幅约7.35%，高于2024年全年增幅5.86%。

　　战略定力是成都农商银行成功的核心。当一些银行盲目追逐跨区扩张时，他们将80%的网点分布在县域及农村，为35个乡镇提供独家金融服务，储蓄规模自2021年起持续位居全市首位。

　　从营收构成看，其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均有增长，分别是117.39亿元、3.57亿元、23.65亿元，同比新增6.18亿元、2.06亿元、10.22亿元，后两者增幅很明显，但公允价值变动亏损4.67亿元，较上年同期收益4.79亿元冲击较大。

　　图：成都农商行近五年归母净利润

　　该期内，成都农商银行实现净利约60.12亿元，归母净利60.09亿元，同比分别增加近4亿元、4.04亿元，增幅约7.12%、7.2%，较2024年净利增幅11.46%已明显放缓，且就近5年看，呈现持续收窄趋势。

　　如果去年四季度延续前三季度这种趋势看，成都农商银行去年整体业绩还是不错的，净利增幅收窄主要在于加大了信用减值损失计提，但会提升防风险能力。

　　万亿规模只是起点，而非终点。对成都农商行而言，真正的考验不是“做大规模”，而是如何从“大”走向“强”。

　　毕竟，同为地方城农商行的重庆、上海农商行早已上市并实现净利润超百亿。成都农商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公业务亮眼，或成关键战略

　　笔者发现，成都农商银行的万亿突破，根植于对区域经济的深度理解和精准卡位。

　　作为西部经济中心，成都2024年GDP已达2.35万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GDP增速达5.8%，位居全国经济十强城市之首。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的全面推动下，成都从西部内陆腹地跃升为全国重要的增长极和开放前沿。

　　图：成都农商行企百科工商信息

　　目前，成都农商银行服务成都地区规上工业、高新技术、国家级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超1.1万户，较回归国有前实现5倍增长。

　　其对成都地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的服务覆盖率超过75%，地方上市企业覆盖率超70%。

　　面对成都市内的1个国家级高新区、2个国家级经开区、22个省级产业园区和26个市级产业功能区，成都农商银行创新建立了“产业业务发展委员会—产业金融专营团队—科技/实体专营支行及特色网点”三级服务体系。

　　在服务机制上，成都农商行推出“12123”企业服务访客机制，组织专属团队按周按月走访实体企业。

　　这一机制建立以来，该行累计走访企业4.5万户，举办银政企对接会200余场，覆盖全市16条重点产业链。

　　成都农商银行的对公业务已超越传统信贷服务，构建了综合化的金融服务生态。该行已取得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独立主承销资格，承销笔数和规模同比大幅提升，落地全国首批科技创新债券。

　　图：成都农商行前十大股东情况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该行参与包装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绿色生态、产业升级及新质生产力发展等专项债项目金额超200亿元。

　　2025年上半年，其非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已达19.28%，较2020年的2.91%大幅提升，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模式创新方面，成都农商行创新打造全国首个“微网格+金融+城市服务”银政协同治理模式，将微网实格项目覆盖超130个社区，并在“养老助餐”等多个民生服务场景中实现全市金融机构首创。

　　毫无疑问，对公业务是成都农商行跨入万亿的核心战略。这种服务模式的创新，使银行服务深度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IPO三年未果，王晖面临严峻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银行的上市之路也曾一波三折，IPO筹备期间面临历史不良包袱化解等问题。

　　在目前的五家万亿级农商行中，除北京农商行外，其他三家农商行均已成功上市。同城“兄弟行”成都银行也早在2018年登陆A股。反观成都农商行，尽管在2022年12月启动A股上市辅导并完成备案，但时隔三年仍未突破关键节点。

　　去年8月，成都市两家地方银行完成一把手互换。

　　成都农商银行时任“一把手”黄建军被调往成都银行任“一把手”，时任成都银行“一把手”王晖被调往成都农商银行担任“一把手”。

　　图：成都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晖

　　2024年5月，时任成都农商银行行长徐登义调往成都银行担任行长。

　　彼时，成都农商银行“80后”副行长兼董秘王忠钦迅速“补位”行长并履职至今。外界期待王晖、王忠钦等高管层继续阔步前行。

　　这样的对换并非没有原因。在王晖掌舵成都银行期间，推动资产质量优化、业务结构调整，最终助力该行成功上市。跻身万亿俱乐部，成都农商行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突破，为地市级农商行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在“新掌门”任内，该行能否进一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王晖能否凭借其过往经验，推动成都农商行叩开资本市场大门，同样值得被关注。

　　2025年4月，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发布第九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显示成都农商行仍存在资产权属瑕疵、未决法律纠纷及未处置抵债资产等问题。

　　为夯实基础，成都农商行2025年7月一口气吸收合并6家中成系村镇银行，试图整合区域资源。

　　同时，近期股东会审议“不再设立监事会”，拟精简治理结构。表面看，这是提升决策效率的市场化举措。

　　但同时，质疑声随之而来：合并是否真正提升了资产质量与协同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新任董事长王晖已近退休年龄（59岁），其任期可能不足三年。

　　在此背景下，成都农商行密集推出投资计划、增资扩股等动作，究竟是为长远发展铺路，还是急于在近期就完成“IPO冲刺”呢？

　　2026年初，59岁的王晖以成都农商行董事长身份高调出席与邛崃市政府的战略签约，释放出“稳中求进”的信号。

　　作为原成都银行上市操盘手，他被寄望带领这家刚迈入“万亿资产俱乐部”的本地银行突破IPO僵局。

　　图：成都农商行半年报资产质量情况

　　然而，在IPO辅导已逾三年却无实质进展、盈利增速持续放缓、与头部农商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仅靠经验丰富的“老将”坐镇，真能扭转成都农商行“规模大、效益弱”的结构性困境吗？

　　从“上市银行、万亿银行、标杆银行”的战略愿景来看，这只是一个崭新的起跑线。

　　这个起跑线所承载的，不仅是一家银行的成长梦想，更代表着中国农村商业银行群体在新发展阶段的价值探索与路径选择。成都农商行的探索，早已超越一家普通农商行的发展命题。

　　它关乎农信体系如何摆脱行政层级束缚，在区域经济中找到新的生长点。也关乎地方银行如何在规模与质量、传统与创新、政策使命与市场逻辑之间找到平衡。

　　结束语

　　成都农商行的万亿之路，打破了固有认知。不在传统金融高地，也能跻身第一梯队。

　　但万亿不是终点，对于王晖和成都农商行管理层而言，万亿之后的每一步，都将是在重构地方金融的价值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