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的一则通报震动金融圈：易会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这位从工行基层成长起来的正部级官员，曾掌舵证监会推动注册制改革，如今却因家族式腐败、违规干预金融项目等问题沦为阶下囚。

　　就在同一天，中国建设银行原总行副行长章更生因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案在山东开庭，其涉案金额之巨、造成损失之重，再次刷新公众对银行腐败的认知。

　　当“行长被查”成为常态，公众不禁要问：这年头，还有不怕被查的行长吗？

　　这一追问背后，是对金融行业生态的深刻担忧——权力集中、监管滞后、利益交织的多重困局，正在侵蚀金融体系！

　　1、在“权力”和“金钱”面前，有些行长成为了信贷审批的权力掮客

　　烟台银行原行长石学东的案例堪称典型。在任4年，他利用信贷审批权收受财物720余万元，违法发放2亿元贷款从而导致近亿元本金逾期。更荒诞的是，为对抗组织调查，他竟花费100万元购买“百虎图”试图疏通关系。这种将审批权异化为牟利工具的行为，暴露出信贷领域“一把手”权力缺乏制衡的深层危机。

　　2、在“权力”和“金钱”面前，有些行长成为了银企旋转门的操盘手

　　建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的案例揭开了新型腐败的面纱。他在职时为信贷客户“提前筑巢”，离职后到该企业领取高额“安家费”，这种“期权式腐败”将权力变现的周期延长，且隐蔽性更强。据审计署报告显示，多家银行存在掩盖不良资产、违规放贷等问题，背后往往隐藏着类似的利益输送链条。

　　3、在“权力”和“金钱”面前，有些行长成为了内部治理的破坏者

　　某省四大国有银行原“一把手”全部落马的事实，凸显出地方银行政治生态的恶化。当行长将精力用于拉帮结派、搞“一言堂”，必然导致内部监督失效。如某分行行长违规为亲友经营活动谋利，甚至干预职工录用，将银行变成了其以权谋私的私人领地。

　　金融反腐呈现高压态势的背后，是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

　　首先，权力集中与监督缺位的失衡

　　银行“一把手”往往集信贷审批、人事任免、资源分配等大权于一身。尽管制度规定“三重一大”事项需集体决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把手”直接拍板的现象相当普遍。

　　其次，新型腐败与监管手段的赛跑

　　随着传统腐败空间被挤压，腐败形式呈现不断翻新的趋势。从2024年被处分的金融干部案例可见，近三成涉及“以股牟利”，部分干部甚至通过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投资入股企业等方式隐蔽敛财。此外，还有利用区块链、数字货币等技术手段进行利益输送的案例，这些隐蔽的腐败形式也对我们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再次，考核机制与风险防控的错位

　　部分银行仍将规模扩张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导致基层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如某支行行长为冲业绩，默许客户经理虚构贷款用途，最终形成巨额不良资产。这种“重规模轻质量”的导向，为腐败滋生提供了土壤。

　　最后，行贿成本与收益形成倒挂

　　尽管受贿者受到严惩，但行贿企业和个人的违法成本仍偏低。从2024年查处的金融腐败案件中可见，行贿方被追责的比例不足两成。在巨大利益诱惑下，一些企业甘愿“围猎”银行高管，形成“查了一个行长，冒出一串商人”的恶性循环。

　　金融反腐不能仅停留在“打虎拍蝇”的阶段，更要注重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比如，扎紧制度的笼子，构建分权制衡体系；创新监管手段，运用数字化赋能监督；抓好以案促改，铲除腐败文化土壤等等。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而银行行长则是守护血脉畅通的关键节点。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监督无孔不入，才能真正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当每一位行长都能牢记“金融报国”的初心，我们的金融体系才能真正成为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