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退市时间线：资本博弈与风险出清的十年轨迹

　　（一）恒大入主阶段（2016-2019年）：股权集中与资源倾斜

　　2016年，中国恒大集团旗下南昌恒大名都实业有限公司斥资140亿元，通过受让股份方式获得盛京银行17.28%的股权，一跃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在此背景下，恒大集团开始向盛京银行派驻核心管理人员，其中邱火发、朱加麟等人进入银行管理层，深度参与经营决策，这一举措为后续银行资源向恒大系倾斜埋下伏笔。

　　2019年，恒大集团进一步追加投资，以认购内资股的方式增持22亿股，使其在盛京银行的持股比例大幅提升至36.4%，股权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伴随股权结构的变化，盛京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呈现明显的倾向性，大量资金流向恒大系关联企业。据公开信息梳理，在此期间，盛京银行对恒大系单家企业的风险暴露规模超过1550亿元，银行的经营发展与恒大集团的关联度显著增强。

　　（二）国资接管与风险处置阶段（2021-2023年）：危机应对与股权更迭

　　2021年，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其对盛京银行的影响迅速显现。为防范金融风险扩散，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沈阳市国资委旗下的盛京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采取果断措施，分两次出手受让恒大集团所持有的盛京银行19.93%股权，交易总金额达110亿元，国资力量开始介入盛京银行的股权结构调整。

　　2022年9月，恒大集团剩余持有的12.82亿股盛京银行股份（占总股本比例14.57%）进入司法拍卖程序，最终由沈阳市7家国有背景企业组成的联合体以73亿元联合竞得。此次交易完成后，恒大集团彻底退出盛京银行的股权结构，国资全面接管的格局基本形成，为后续风险处置奠定了股权基础。

　　2023年9月，为有效化解不良资产风险，盛京银行与辽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向其出售规模达1760亿元的不良资产包，该资产包中包含大量与恒大集团相关的关联贷款。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交易的支付方式采用15年期专项票据，票据年利率为2.25%，通过这种方式，盛京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不良资产对当期经营的压力。

　　（三）退市终局（2025年8月）：全面要约与市场退出

　　2025年8月，在前期国资整合的基础上，盛京金控联合其他7家国资企业发起全面要约收购，计划收购盛京银行剩余全部股份。其中，针对H股的收购价格为每股1.30港元，内资股为每股1.20元人民币，此次收购总代价约为66.52亿元，较银行停牌时的股价溢价15.79%。随着全面要约收购的完成，盛京银行正式从资本市场退市，结束了其在港股的上市历程。

　　二、退市核心动因：多重压力下的必然选择

　　（一）资本市场边缘化：融资功能基本丧失

　　从市场流动性来看，在退市前的近90个交易日里，盛京银行H股的日均成交量仅占流通股总量的0.0025%，交投极度清淡，股票的流动性几乎枯竭。这种状况使得银行通过股权市场进行融资的功能完全丧失，难以借助资本市场实现资本补充和业务拓展。

　　从估值表现来看，退市前盛京银行的市净率已跌至0.13倍，较2014年IPO时的发行价7.56港元累计下跌幅度达83%，不仅远低于同期港股市场城商行的平均估值水平，也反映出市场对其资产质量和经营前景的担忧，银行在资本市场的融资吸引力持续下降。

　　（二）业绩持续恶化：盈利能力与资产质量双承压

　　在盈利方面，2024年盛京银行实现营业收入85.77亿元，较2019年的业绩峰值大幅缩水59%；同期净利润为6.21亿元，仅为2017年净利润的8%，盈利规模呈现断崖式下滑，持续盈利能力受到严峻挑战。

　　在资产质量方面，截至2024年末，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2.68%，超过银行业平均不良率1.5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占比也攀升至4%，潜在风险敞口较大。其中，个人按揭贷款的不良率高达3.66%，反映出在房地产市场调整背景下，相关业务风险加速暴露，资产质量管控压力巨大。

　　（三）政策约束与成本压力：经营空间持续收窄

　　受市场利率下行和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盛京银行的净息差持续收窄至0.80%，已接近监管红线，利息收入空间被严重压缩。同时，成本收入比攀升至64.28%，大幅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成本控制能力薄弱，进一步侵蚀了银行的盈利空间，经营压力持续加大。

　　三、反腐风暴：治理失效与监管追责的深层剖析

　　（一）高管层“塌方式腐败”：风控体系形同虚设

　　原董事长张玉坤在2016-2019年任职期间，违规批准向恒大集团发放千亿级关联贷款，未严格执行关联交易管理规定和风险控制要求，其行为已涉嫌受贿，目前已被立案审查。

　　原行长李富民在2019-2021年担任行长期间，在授信审批环节为恒大系企业谋取不当利益，通过违规操作使得大量资金流向关联企业，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严重违反了银行业监管规定和职业道德准则。

　　2023年曝光的女行长案件中，据相关信息披露，其涉嫌在任职期间为恒大集团违法放贷2700亿元，并从中收受巨额回扣（具体金额有待司法机关进一步确认）。该案件的暴露，充分反映出当时盛京银行的风险控制体系已全面崩溃，内部治理存在严重缺陷。

　　（二）恒大操控治理结构：银行沦为“提款机”

　　恒大集团通过派驻高管等方式，逐步控制了盛京银行的信贷决策等核心经营环节。在2019-2021年期间，盛京银行向恒大系企业输血超过325亿元，银行的经营活动严重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和区域发展的定位，沦为恒大集团的融资工具，这种被操控的治理结构为后续的风险爆发埋下了重大隐患。

　　（三）薪酬乱象与国资整顿：治理重构的开端

　　在2016-2017年期间，盛京银行存在明显的薪酬乱象，时任市管干部刘彦学等3人违规领取超额薪酬共计1892万元，后续已被监管部门勒令退回。2023年，为彻底扭转治理混乱的局面，盛京银行进行了管理层“大换血”，具有国有大行背景的高管孙进、柳旭接任，标志着国资主导下治理重构的正式启动。

　　四、风险化解路径：地方AMC参与的金融工程实践

　　（一）1760亿元不良资产剥离：缓释短期压力

　　辽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定向票据的方式承接了盛京银行的潜在问题资产，涉及本金1544亿元。该票据期限为15年，年利率2.25%，通过这种资产剥离方式，盛京银行短期内的拨备压力得到有效缓释，资产负债表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

　　不过，这一处置方式也存在争议。由于票据期限长达15年，且其偿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地方财政信用支持，在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这些不良资产的长期回收存在较大变数，风险并未完全消除。

　　（二）资本补充依赖外部输血：内生能力不足

　　2023年，辽宁省通过发行150亿元专项债的方式，向盛京银行注入资本金，以增强其资本实力和风险抵御能力。这一举措反映出银行在经历前期风险事件后，内生盈利能力已基本丧失，难以通过自身经营积累实现资本补充，对外部资金支持存在较强依赖。

　　五、区域金融格局重塑：东北银行上市阵营的持续收缩

　　近年来，东北地区银行上市阵营呈现不断萎缩的态势。2024年4月，锦州银行在资本市场退市，由辽宁金控接手；2025年7月，九台农商行完成退市，吉林金控以32亿元收购相关股权；2025年8月，盛京银行退市，由盛京金控等8家国资企业以66.52亿元收购剩余股份。

　　目前，东北地区仅剩哈尔滨银行仍维持上市状态，但其股价已跌至0.435港元，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同样十分薄弱，难以通过股权融资支持业务发展，东北区域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持续下降。

　　六、未来挑战：区域化生存与治理重建的双重考验

　　（一）战略收缩定位：聚焦区域市场

　　退市后的盛京银行明确“不再寻求A股/H股上市”的战略方向，将业务重心聚焦于东北本地市场，目前其89%的营收来自东北地区。同时，银行计划整合4家村镇银行，推动“村改支”（村镇银行改制为支行），以优化基层网点布局，提升对区域基层金融服务的覆盖能力，但如何在区域经济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是重要课题。

　　（二）治理能力待考：历史包袱与风险迁徙

　　尽管经过一系列风险处置，恒大集团遗留的资产风险尚未完全出清，例如涉及广汇集团的股权质押纠纷等问题仍需妥善解决。此外，在区域经济下行压力下，需警惕风险在不同业务板块和客户群体间的迁徙，对银行的风险识别和处置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三）行业警示意义：中小银行转型的路径思考

　　盛京银行的退市案例，反映出港股市场对区域性银行存在一定的估值歧视，也暴露了中小银行在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和风险管控等方面的短板。这一案例可能会推动更多中小银行在面临类似困境时，选择“国资收购+退市”的模式，以剥离历史包袱，实现轻装转型，但转型效果仍需时间检验。

　　退市不是终点，改革才是出路

　　盛京银行的十年资本历程，是金融资本与地方经济深度捆绑的一个典型样本。从恒大集团野蛮扩张背景下的牺牲品，到国资主导下的风险出清，其退市本质上是东北金融生态一次“刮骨疗毒”式的调整。

　　未来，盛京银行能否真正转型为“服务区域经济的银行”，取决于三个核心变量：一是历史包袱的化解进度，能否有效处置剩余不良资产，彻底摆脱历史风险的束缚；二是治理结构的市场化重构，能否建立健全高效、透明的公司治理机制，避免再次出现内部人控制或被单一主体操控的局面；三是东北振兴的产业基础再造，区域经济的持续向好是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若这三个方面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即便实现退市，银行也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生。

　　数据来源：盛京银行公告、沈阳市国资委文件、港交所披露信息、金融监管统计数据及公开司法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