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5年，多地政府引导基金纷纷延长存续期，以适应科技创新的投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江苏、上海、广东、北京、深圳等省市，已推出“长续航版”引导基金，存续期普遍延长至10年以上，甚至达到15-20年。

　　这一举措旨在解决传统人民币创投基金存续期过短（通常不超过10年，甚至仅7-8年）导致的“期限错配”问题，避免基金在企业尚未成熟时被迫退出。

　　这也意味着，各地政府在打造“耐心资本”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

　　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打造15+3 年长期投资周期

　　2024年9 月，在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上海宣布组建总规模 100 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该基金具有鲜明的政府引导、长期支持与宽容失败的特征。

　　其 100 亿元资金由上海市财政全额出资，基金期限长达 15 年，并且还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延长 3 年。

　　上海未来产业基金采用“直接投资+子基金投资”模式，据悉预计有80%投向子基金，20%投向直投项目，并建立战略科学家委员会、科技项目经理人投研团队和概念验证经费联动投入机制。

　　2025年1月，上海未来产业基金发布申报指南；8月，宣布拟参投6只子基金，包括凯风创投、千骥资本等GP关联的基金。

　　广东半导体基金二期存续期拉长至 17 年

　　2023年12月，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二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正式成立，当前出资额为 110 亿元，其存续期长达 17 年。

　　早在2020年，首期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以 200 亿的规模落地。财联社数据显示，一期基金共出资3只子基金，涉及GP包括中芯聚源、华登国际以及武岳峰科创，合计出资40亿元。

　　按照政府规划，两期基金基金的总规模将达到500 亿人民币，彰显了广东全力推动实施“强芯工程”的决心。

　　深圳等其他城市纷纷布局长周期政府基金

　　除了上海和广东，不少城市也意识到长周期政府基金对于培育“耐心资本”的重要性，纷纷推出相关举措。

　　在2024年年底，深圳市福田引导基金官宣支持延长在管子基金存续期 2 年，并推动各子基金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程序执行延长存续期操作。

　　此外，2023年成立的 20 亿元深圳科技创新种子基金，由深圳天使母基金管理，在2024年将将存续期从传统的5-10年延长至15年，重点支持种子期和初创期项目。

　　湖北、江苏、北京等地同样有所行动，推出存续期在10年以上的引导基金。

　　比如，2024年6月底，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发布基金申报及运作指引公告，根据《公告》内的多份指引文件，各产业专项基金的存续期要求一致为，“存续期不超过15年，不少于5年。其中投资期不超过8年。”

　　武汉江城产业投资基金于2024年8月成立，要求存续期不超过10年。

　　2025年3月，诚通科创投资基金设立，由央企中国诚通牵头，联合中国石化、中国航油及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共同出资设立，基金存续期为15年，聚焦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的科技项目。

　　这些举措旨在给母基金和子基金的退出留出更多空间，使创投机构在“募投管退”环节能够更加从容，为早期科技企业提供更稳定的资金保障。

　　核心信号：政策试图弥合“资本周期”与“产业周期”的错配

　　政府基金将存续期延长至 10 年以上，本质上是对人民币基金长期存在的“期限错配”问题的针对性修正，释放出政策层面对资本供给结构的主动优化信号：

　　1.对长周期产业的“定向适配”信号

　　硬科技（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量子计算）、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研发周期长、商业化不确定性高——一款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需要10-15年，半导体芯片从技术突破到量产落地也常需8-10年。此前人民币基金普遍 5+2年的存续期（含延期）难以覆盖这类项目的完整周期。

　　政府基金延长存续期至 10 年以上，直接指向这类产业的“资本需求缺口”，释放出“政策愿意匹配产业真实周期”的信号，避免资本因期限压力倒逼项目“拔苗助长”（如过早追求商业化、牺牲长期研发投入）。

　　2.对人民币基金生态的“纠偏”信号

　　过去人民币基金存续期短的核心原因之一是 LP 结构：早期人民币基金 LP 以高净值个人、民营企业为主，这类资金对流动性要求高，倾向于 5-7 年收回投资，形成“短周期、快周转”的运作惯性。但这当下与国内产业向“硬科技”转型的需求日益脱节。

　　而政府基金作为“主权 LP”，资金来源稳定（财政资金或政策性资金），对短期回报要求低，其延长存续期的操作，本质是通过“源头资金特性”修正人民币基金的期限约束。

　　3.对政府基金考核逻辑的调整信号

　　传统政府基金考核中，“退出率”“短期回报率”是重要指标，这导致部分基金为完成考核，倾向于投资成熟期项目或“短平快”领域。

　　延长存续期后，考核指标必然向“长期产业价值”倾斜，如技术突破数量、孵化独角兽数量、对产业链的带动效应等，释放出“从财务回报导向转向产业培育导向”的信号。

　　4.政策资本“逆周期调节”的功能体现

　　在经济转型期，市场化资本往往倾向于“避险”，减少对高风险、长周期项目的投入。政府基金的核心功能之一是“逆周期调节”，在市场化资本犹豫时通过延长存续期、加大投入，稳定产业预期。

　　此外，政府基金的针对性调整仅针对其投资管理的子基金，影响范围有限，不能替代市场化资本的主导作用，还需要依赖长效的市场化机制才能推动资本生态的跟根本性变革，形成“耐心资本”生态。

　　总之，耐心资本不是简单地把“7年”改成“15年”，而是一场关于退出通道、考核周期、风险容忍的系统升级。

　　这个在实践过程中也需逐步完善配套机制，其效果如何仍需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