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以来，我国金融业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改革开放中实现了规模与质量的历史性跨越。跨入“十五五”，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自立、绿色转型、人口老龄化与外部博弈交织，金融体系亟待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跃升。系统梳理“十四五”成就与瓶颈，提出面向未来五年的精准对策，对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在全球金融竞争中赢得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

　　“十四五”时期金融发展的主要进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业在总量、结构、功能、开放、安全等维度均取得历史性成就，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也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全球地位更加稳固

　　截至2024 年末，金融业机构总资产突破 480 万亿元，银行业贷款余额 260 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 36万亿元，规模稳居世界第二；沪深两市总市值 54 万亿元、债券市场存量 160 万亿元，均居全球第二；商品期货市场成交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人民币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地位，国际储备份额升至 2.8%。绿色信贷余额 34 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 2.2 万亿元，规模双双全球第一；数字支付普及率 86%，移动支付年交易笔数超 1000 亿笔，我国已连续领跑全球新兴金融业态。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市场体系更加成熟

　　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LPR 改革全面落地，贷款利率“两轨并一轨”，存款利率自律上限实现市场化调整，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显著增强。资本市场改革亮点纷呈：科创板、北交所相继设立，注册制从增量到存量全面推开，A 股上市公司突破 5300 家，首发融资额五年累计 2.6 万亿元，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更加完备。金融机构体系持续优化，国有大行战略转型加快，股份制银行差异化发展，城商行、农商行回归本源，民营银行、外资银行稳步扩容，金融租赁、理财、信托等非银机构规范发展，金融供给结构呈现多元竞争、功能互补的新格局。

　　（三）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双升，精准直达重点领域

　　2021—2024 年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量 33 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年均增量 19万亿元，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年均增速 29%，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年均增速 25%，贷款利率累计下降约 1.5 个百分点，融资成本持续下行。绿色、普惠、科创、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齐头并进：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科技型企业贷款年均增速分别达 35%、25%、30%，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保险保障功能凸显，农业保险为 10 亿亩农作物提供风险保障，巨灾保险试点扩展至 19 个省份，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超 1000 万人，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四）风险防控体系持续完善，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影子银行大幅压降，表外业务较 2017 年峰值缩减超 25 万亿元，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持续收缩。高风险机构处置有力，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风险事件稳妥化解，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拓宽，累计发行永续债、二级资本债超 2 万亿元。2023 年金融监管框架升级为“一行一局一会”，央地监管协同、穿透式监管、功能监管持续强化，非法集资、非法金融活动跨部门、跨区域常态化打击机制全面建立。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双支柱”框架有效应对美联储加息、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跨境资本流动、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总体可控，金融体系韧性显著增强。

　　（五）高水平双向开放成果丰硕，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市场准入大幅放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 33 条压减至 29 条，证券、基金、期货、寿险外资股比限制全面取消。互联互通持续扩容，债券通“南向通”、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落地运行，沪深港通标的扩大至 1200 余只 A 股、600 余只港股，外资持有境内股票、债券规模分别突破 3 万亿元、4 万亿元。人民币国际化稳慎扎实推进，2024 年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 16.27 万亿元，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 8.25 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已与 32 个国家和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离岸人民币债券（点心债）存量突破 6000 亿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能力、人民币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显著增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功能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向纵深拓展，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当前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业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改革开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站在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节点，仍面临多重结构性、制度性与外部性挑战。

　　（一）资金配置的结构性失衡仍是首要矛盾

　　信贷资源对国有及大型客户的路径依赖尚未根本扭转，民营、小微企业“首贷户”仍缺抵押、缺信用，风险溢价偏高；与此同时，地方投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依旧偏高，部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形成“资产热、实体冷”的扭曲。传统抵押品依赖型风控模式与轻资产、高成长的新经济企业融资需求错配，导致创新型企业被迫转向高成本民间借贷或境外资本市场，既抬升了全社会融资成本，也制约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步伐。

　　（二）直接融资占比过低与资本市场功能短板并存

　　2024 年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仅约 29%，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60%—80%的水平。资本市场“散户化”特征明显，机构投资者占比不足 20%，价格发现、风险定价及公司治理功能尚未充分有效发挥；注册制全面推行后，信息披露、退市、投资者保护等配套制度仍在磨合，市场信心与法治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债券市场上，多头监管、标准不一导致信用利差扭曲，国债收益率曲线基准作用不足，难以对中长期资金形成有效引导，进一步加剧了融资结构失衡。

　　（三）高水平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平衡难度加大

　　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外资大规模快进快出成为常态，人民币汇率在美元走强阶段波动加剧，跨境风险传染渠道更加复杂。国内监管规则在数据跨境、会计准则、评级体系等方面与国际通行标准仍存在“碎片化”差异，导致外资金融机构“准入不准营”现象时有发生；而国内机构“走出去”又面临海外法律、合规、制裁等多重不确定性。如何在扩大开放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成为当前宏观审慎管理的核心命题。

　　（四）金融科技“创新快、监管慢”带来新型风险

　　平台金融、加密资产、算法交易等新业态呈指数级扩张，传统牌照监管、属地监管、机构监管模式难以完全覆盖。部分大型平台通过“技术+数据”优势形成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生态圈，一旦风险外溢，极易触发系统性连锁反应；而加密资产、DeFi 等去中心化业务则游离于现有法律框架之外，洗钱、诈骗、市场操纵等问题频发。监管科技投入不足、数据共享不畅、穿透式监管手段有限，使得“监管沙盒”之外的灰色地带持续扩大，金融消费者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五）绿色金融与“双碳”目标衔接仍显薄弱

　　我国虽已构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市场，但绿色项目认定标准不统一、信息披露不完整、第三方评估质量参差不齐，导致“洗绿”风险突出。金融机构对高碳资产的气候风险敞口缺乏有效计量工具和定价模型，碳排放数据获取难、更新慢，制约了环境风险压力测试与情景分析的准确性。碳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不足，全国碳市场流动性偏低，期货、期权、保险等衍生工具尚未形成有效补充，难以满足企业多样化、跨周期的碳资产管理需求。绿色金融政策激励与财政、产业、环保政策协同不足，也削弱了金融支持“双碳”目标的综合效能。

　　“十五五”时期推动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由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跃升期。面对科技自立、绿色转型、人口老龄化及外部博弈加剧等挑战，金融体系必须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效益的跨越。

　　（一）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提升宏观调控前瞻性

　　一是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深化LPR改革并同步放开存款利率自律上限，形成以短端政策利率为中介、国债收益率曲线为基准的传导链条，确保M2、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二是建立“宏观审慎+微观监管+行为监管”三位一体框架，将房地产市场、地方债、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压力测试，按季发布金融稳定指数。三是创新运用碳减排支持工具、养老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实现“总量稳、结构优”。四是建设数字央行，试点发行零售型数字人民币，完善实时支付、跨境清算、外汇调控“三位一体”功能。

　　（二）打造“长投厚培”资本生态，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一是注册制走深走实，不断提升直接融资占比。二是常态化退市与集体诉讼制度同步落地，倒逼上市公司做优做强。三是设立国家级产业投资基金和并购基金，重点投向高铁轮对、高端轴承、工业母机等“卡脖子”环节及专精特新企业，四是建立“投资—退出—再投资”滚动机制。五是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认股权贷款等工具，降低科技成果转化风险。六是鼓励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养老金通过私募股权、REITs等渠道加大对实体经济长期资本供给，形成“耐心资本”池。

　　（三）深化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水平金融双循环

　　一是逐步取消外资在证券、基金、期货、寿险领域股比限制，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条目压缩。二是扩大互联互通标的范围，研究推出“新股通”“衍生品通”，推动人民币计价资产纳入MSCI、富时等主流指数。三是稳慎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建立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健全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和预期引导机制。四是支持上海、香港、新加坡离岸人民币市场差异化发展，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

　　（四）构建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体系，抢占全球规则话语权

　　一是统一绿色与转型金融标准，建立覆盖信贷、债券、股权、保险、碳市场的全流程信息披露制度，推动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互认。二是推出国家碳期货市场，完善碳排放配额有偿分配和交易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开展气候压力测试；鼓励商业银行设立碳中和事业部、发行转型债券。三是设立低碳转型再贷款、再贴现工具，对高碳行业绿色技改项目给予定向低成本资金支持；探索建立碳减排支持工具与结构性货币政策联动机制。四是建立国家气候投融资项目库，推动绿色项目与资本高效对接。

　　（五）强化金融安全与数字化治理能力，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

　　一是建立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机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防火墙”和应急处置体系；推动国家级金融云、行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实现监管数据实时共享。二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完善存款保险风险早期干预和市场化退出机制；探索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三是运用监管沙盒、穿透式监管、监管科技（SupTech）等手段，实现对平台金融、加密资产、AI投顾等新业态的动态监管；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科技风险监测平台。四是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平台，逐步实现县域数字信贷全覆盖；完善“银税互动”“信易贷”模式，降低小微企业融资门槛。

　　迈向“十五五”，我国金融发展已站在由大转强的关键隘口。要以金融强国战略为统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科技创新转化为竞争实力，把绿色理念转化为持久动能，就一定能够跨越结构性失衡、高水平开放与金融科技等多重挑战。我国将形成以现代中央银行为核心、多层次资本市场为骨干、绿色与数字金融为两翼、高水平开放为支撑、安全底线牢不可破的现代金融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金融保障。（国声智库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