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城中村改造贷款。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城中村改造，探索发行企业债。另据报道，广州市8月27日召开城市更新和城市品质提升工作推进会。市委书记郭永航强调，深入推进城中村及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建设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中心型世界城市。

　　城中村改造是指对的城中村及其周边低效、零散的连片区域，通过拆除新建、整治提升和拆整结合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改造开发的行为。

　　城中村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是城乡二元体制转型期的典型缩影。这些被城市高楼环绕的“孤岛”，长期面临规划混乱、设施陈旧、管理滞后等问题，既制约城市功能提升，也影响居民生活品质。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城中村改造已从单纯的物理空间更新，升级为关乎民生改善、社会治理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工程。近年来，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政策支持体系逐步完善，社会资本参与度持续提升，城中村改造正进入“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并重”的新阶段，成为推动城市有机更新、释放内需潜力的重要抓手。

　　城中村改造行业现状如何2023年以来，在政策持续加码背景下，我国城中村改造项目加速推进，改造精细化水平不断提高。住建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实施城中村改造项目1863个，惠及居民136.7万户，建设筹集安置房189.4万套。2025年，为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进货币化安置，计划在新增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的基础上继续扩大改造规模。

　　2024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将城中村等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行业，进一步拓展了城中村改造资金来源。数据显示，2025年1-4月期间，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35353.9亿元，发行数量619只。其中1661.25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市更新。

　　一、城中村改造行业核心驱动因素

　　1.政策引导与制度创新

　　城中村改造的核心驱动力源于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近年来，改造工作被明确纳入“新型城镇化”核心任务，中央与地方通过财政补贴、土地政策优化、金融支持等组合拳，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多元参与机制。例如，部分城市试点“留改拆”并举模式，避免“一刀切”式拆迁，在保护历史文脉的同时平衡开发效率;在资金筹措方面，探索“PPP+REITs”等创新工具，降低社会资本准入门槛，推动项目从“政府主导”向“市场化可持续”转型。此外，补偿标准透明化、居民参与机制完善等政策细节，正逐步化解拆迁纠纷等社会矛盾，为行业规范化发展奠定基础。

　　2.城市化红利与民生需求

　　中国城镇化率的持续提升，带来大量新增人口的住房与公共服务需求，而城中村改造是填补城市空间缺口的关键路径。一方面，改造后的社区通过新建住宅、商业配套与基础设施，可有效缓解住房供需矛盾;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补位，直接回应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例如，部分改造项目将15%以上的建筑面积用于建设保障房与公共服务设施，既实现“住有所居”，也推动城市功能均衡布局。

　　3.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

　　城中村改造已成为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载体。在超大城市与特大城市，改造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美化”，更注重“产业导入”与“功能焕新”。例如，深圳、广州等地将旧村落改造与科创园区、文化创意产业结合，通过保留工业遗产、引入新兴业态，实现“空间更新—产业升级—就业提升”的良性循环。这种“产城融合”模式，既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也为城市经济注入新动能。

　　二、城中村改造产业链格局与竞争逻辑

　　1.产业链主体协同与分工

　　城中村改造产业链呈现“上游资源整合—中游开发运营—下游服务配套”的全链条特征。上游以政府与村集体为核心，负责土地整理、规划审批与拆迁补偿;中游聚焦施工企业与改造运营商，承担工程建设、成本控制与项目管理等核心职能;下游则涵盖商业运营、物业服务、公共服务供给等环节。目前，产业链各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日益清晰，例如工程咨询、BIM技术应用等细分领域涌现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推动行业从“粗放式开发”向“精细化运营”转型。

　　2.竞争格局：头部企业与地方力量博弈

　　行业竞争呈现“全国性房企+地方国企+区域民企”的多元格局。万科、华润、保利等全国性企业凭借资金实力与开发经验，在规模化项目中占据优势;地方国企则依托政策资源与区域深耕能力，主导本地核心地段改造，例如广州城投、深圳人才安居集团等通过“政企合作”模式，在保障房建设与民生项目中发挥主导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小民企通过差异化策略切入细分市场，例如聚焦历史风貌保护、老旧小区微改造等领域，形成“头部企业规模化扩张+地方企业区域垄断+中小企专业化补充”的竞争生态。

　　三、城中村改造行业挑战与风险平衡

　　1.利益协调与社会矛盾化解

　　拆迁补偿与居民安置是改造项目的核心难点。由于城中村土地权属复杂、居民诉求多元，补偿标准争议、回迁意愿分歧等问题易引发社会矛盾。部分项目因过度追求开发效率，忽视原住民就业、文化认同等深层需求，导致“重拆迁、轻融入”的后遗症。近年来，“居民参与式规划”逐步推广，通过听证会、议事协商等机制吸纳民意，例如某东部城市试点“改造方案居民投票制”，将回迁率、公共服务配套等指标纳入表决范围，有效提升项目认同度。

　　2.资金平衡与可持续性压力

　　城中村改造成本高、周期长，资金平衡是项目落地的关键。拆迁补偿费占总成本比重超50%，叠加建材、人工成本上涨，部分项目面临“投入产出倒挂”风险。尽管金融支持政策逐步放开，但社会资本仍对投资回报稳定性持谨慎态度。例如，部分市场化项目通过“商住用地捆绑+配套商业运营”实现现金流平衡，但过度依赖房地产销售的模式，在调控政策收紧时易受冲击。未来，如何通过产业导入、长期运营提升资产收益，将是破解资金瓶颈的核心命题。

　　据中研产业研究院《2024-2029年中国城中村改造行业市场分析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分析：

　　当前，城中村改造正站在“量质转换”的十字路口。过去十年，行业以“攻坚式改造”为主，解决了一批环境恶劣、安全隐患突出的“硬骨头”项目;未来，改造将更注重“内涵式发展”，即在空间更新中融入社会治理、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例如，部分城市提出“改造一个城中村，造就一个新社区”的目标，通过引入智慧管理系统、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保留非遗文化载体，推动项目从“物理更新”向“社会重构”延伸。这种转型既需要政策、资金等外部条件支撑，更考验企业的综合运营能力与社会责任意识，行业竞争逻辑将从“速度比拼”转向“价值创造”。

　　四、城中村改造区域特征与模式创新

　　1.区域发展差异：从“一线城市引领”到“多线城市跟进”

　　城中村改造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特征。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已进入“存量更新”阶段，改造重点从外围城中村转向中心城区“微改造”，例如北京老城胡同片区通过“腾退修缮+功能置换”，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植入新业态;新一线城市与省会城市则以“成片改造”为主，通过规模开发完善城市新区功能，例如杭州未来科技城周边城中村改造，直接服务于科创产业集群建设;三四线城市则侧重“问题导向”，优先改造安全隐患突出、设施极度匮乏的区域，避免盲目复制大城市模式。

　　2.典型模式：民生导向与市场逻辑的融合

　　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多样化改造路径：

　　政府主导模式：以保障房建设与公共服务补位为核心，资金主要依赖财政投入与政策性金融，例如某西部城市通过“政府回购+限价销售”，确保改造后住宅60%以上面向刚需群体;

　　市场化运作模式：由房企主导全流程开发，通过商业配套销售回款平衡成本，适合区位优越、经济价值较高的项目;

　　村集体自主改造模式：在土地权属清晰的前提下，由村集体成立开发公司，自主推进改造与运营，例如深圳某城中村通过“股份合作制”，让村民以土地入股分享长期收益，实现“改造—分红—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环。

　　五、城中村改造行业未来趋势与价值重构

　　1.技术赋能与智慧化改造

　　BIM技术、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工具正深度渗透改造全流程。例如，通过BIM技术实现规划、施工、运营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可缩短工期20%以上;智慧社区系统的引入，则提升安防、物业、能源管理效率，推动“传统社区”向“数字孪生社区”升级。技术创新不仅优化开发效率，更将重塑居民生活方式，例如部分试点社区实现“刷脸通行”“智能垃圾分类”“线上政务服务”全覆盖，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

　　2.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下，城中村改造正融入绿色发展理念。从建筑设计到材料选择，优先采用节能技术与环保材料，例如推广装配式建筑、光伏屋顶、雨水回收系统等;在空间规划上，预留生态廊道与公共绿地，构建“步行友好”的低碳社区。部分城市已将“绿色建筑认证”作为改造项目的强制标准，推动行业从“高能耗开发”向“可持续运营”转型。

　　城中村改造是中国城市化下半场的“必答题”，其意义远超单纯的房地产开发，而是关乎城市功能优化、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工程。当前行业呈现“政策驱动与市场活力协同、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并重、空间更新与社会重构融合”的特征：政策层面，“留改拆”并举与资金创新工具为行业注入动力;市场层面，头部企业与地方力量的竞争合作，推动模式多元化;社会层面，居民参与机制的完善逐步化解矛盾，实现“共建共治共享”。